李继侗
国知名的造林学教授J．W．Toumey，他特别注意立地学（Slanddortlehre）（即现在通称的森林生态学）的研究，在Toumey教授的影响下，完成《森林覆被对土壤温度的影响》（Soil Temperature as Influenced by Forest Cover）的博士论文，无论从学术和技术方面，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土壤温度作为立地因子在造林工作上有重要的作用，对林木种籽在林地上的保存、萌发和幼苗、幼树的成长发育都有重要影响，是造林育苗和更新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本世纪20年代，这方面工作不多，而在美国是一个空白点，李继侗在这项研究中改进了前人的观察方法，观测细致，数据丰富而全面，使人对森林覆被如何影响从表面到不同深度土壤温度变化的规律有了更可信的知识，这是当时森林立地学方面的一项突出成就。Toumey教授极为重视，并在他所著的《Foundation of Silviculture Upon an Ecological Basis》一书中加以引用。
李继侗思想敏锐，长于观察。他最擅长利用简单的设备，使用当地植物材料，针对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界正在探讨的重要问题，作独立见解的试验。1927年秋他在南开大学指导殷宏章作不同颜色的光对光合作用效应的试验时，发现了气泡速率的有规律变化。在极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反复进行观察试验，证明“光照改变对光合作用速率的瞬间效应”（The Immediate Effect of change of Light on the Rate of photosynthesis），论文于1929年7月刊登在美国的《Annals of Botany》上，他在文中所用“immediate effect”（立刻效应）一词的含义，实际上与后来研究者所用的“transient effect”（瞬间效应）所指的意义完全相同，这是植物生理学中关于光色瞬变研究的先驱报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誉，曾被国际同行多次引用。美国的C．F．French教授在两次有关光合作用研究的历史讲演（（1）Trands，Facts and PrOGREss in Photosynthesis，American Society of Photobiology，1974；（2）History of Photosynthesis Research since 1900，Scandinavian Universities，1974）中，都提及这篇论文在光合作用中的历史意义。French还在“Light，Pigments and Photosynthesis”（1961，Asymposium on Light and Life．459页）一文中指出：“李继侗论文中发表的瞬间效应曲线和后来十几到二十几年用更精密仪器测定绘制的同一效应的曲线图（如Blinks）相比较，两者极为相似。”当时进行这项试验的殷宏章教授说，“瞬间效应”的发现，是应归功于李继侗先生的。（引自“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410—411页）。
通过燕麦胚芽鞘向光性的长期研究，终于导致生长素的发现，已成为生物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佳话。继生长素产生于胚芽鞘尖的发现之后，李继侗作了独具见解的试验，观察到在去尖后的芽鞘上端，经过再生又形成生理尖端，可以重新接受向光性的刺激，就这样，他揭示出植物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与补偿功能。于1930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燕麦子叶去尖后之生理的再发作用》的著名论文。
此外，李继侗在清华大学所作的银杏胚胎离体培养的研究，为我国奠定了组织培养研究的基础。
李继侗是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3—1925年，当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森林生态学博士时，就对欧美大陆各家的植物生态学和植物群落学理论作了深入的钻研。除上面提到的森林生态学的著述外，他又发表《植物气候组合论》的论文，这是我国植被区划方面的最早论文之一。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一次讲授植物生态学课程，并结合教学的需要，多次带领学生进行野外植被考察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急需发展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李继侗又率先开展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热情地参加了一系列植被考察研究。1952年去海南岛参加橡胶宜林地考察，写出了《橡胶树概论》；同年去河北宣化进行植物采集及植被观察；1953年去北京小西山卧佛寺一带进行植被调查，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大比例尺植被图；1954年去陇东西峰镇作水土保持工作的实地考察，写成《陇东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参观报告》；1955年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负责进行晋西中阳、离石等县（吕梁山区）的植被调查，完成考察区的植被图及《吕梁山北部中阳地区的植被》、《黄河中游晋西水土保持考察报告》；1956年率北京大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的师生去呼伦贝尔进行草原考察，为建立谢尔塔拉种畜场提供了科学依据；1957年率北京大学师生赴黑龙江省萨尔图地区考察，写出《黑龙江省红色草原牧场的植被和草场资源》一文。在他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中，特别值得赞佩的是他的学术思想。他一贯主张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解决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他考察了北方山地后，竭力反对山地开荒，以避免平川遭殃。主张大力造林，保护山地环境，并提出发展木本油料与板栗等干果，向木本植物要粮油。在考察黄土高原时，对因掠夺式利用资源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和人民生活贫困，倍感痛心，提出要大力种草植树，保持水土，恢复地力。他认为草原是一片宝地，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提出应培育当地优良草种，逐渐扩大人工草地面积，以提高草原生产力。考察了河套平原后，认为盲目开垦、滥灌不排等做法是错误的，并明确提出了排灌配套、防止次生盐渍化的建议。早在30年前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见解，今天已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有的已作为国策载入宪法。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他的考察都是结合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所去的地方不仅是人迹罕至的山区和草原，而且还是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地区，但他置艰苦的条件于不顾，爬山涉水，日行几十里，吃喝不定，夜睡地铺。年过半百的他，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乐在其中，深受青年晚辈的尊敬和爱戴。不幸，他终因常年过度辛劳成疾，患脑血栓症，此后，就再也无法奔波于野外了。
1953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并从1954年起招收研究生。他重视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成就，为了解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组织并亲自动手翻译了《地植物学研究简明指南》、《蒙古人民共和国植被的基本特点》、《植物生态学》、《植被学说原理》、《地植物学》等书。他所编写的《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发展》一书，引导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各个学派的成就，汲取他们的长处，以推动我国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发展。他为了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发表和交流，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方面的专门刊物《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在他晚年身患重疾时，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教育事业，为了实现改造内蒙古
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创新发现
李继侗思想敏锐，长于观察。他最擅长利用简单的设备，使用当地植物材料，针对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界正在探讨的重要问题，作独立见解的试验。1927年秋他在南开大学指导殷宏章作不同颜色的光对光合作用效应的试验时，发现了气泡速率的有规律变化。在极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反复进行观察试验，证明“光照改变对光合作用速率的瞬间效应”（The Immediate Effect of change of Light on the Rate of photosynthesis），论文于1929年7月刊登在美国的《Annals of Botany》上，他在文中所用“immediate effect”（立刻效应）一词的含义，实际上与后来研究者所用的“transient effect”（瞬间效应）所指的意义完全相同，这是植物生理学中关于光色瞬变研究的先驱报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誉，曾被国际同行多次引用。美国的C．F．French教授在两次有关光合作用研究的历史讲演（（1）Trands，Facts and PrOGREss in Photosynthesis，American Society of Photobiology，1974；（2）History of Photosynthesis Research since 1900，Scandinavian Universities，1974）中，都提及这篇论文在光合作用中的历史意义。French还在“Light，Pigments and Photosynthesis”（1961，Asymposium on Light and Life．459页）一文中指出：“李继侗论文中发表的瞬间效应曲线和后来十几到二十几年用更精密仪器测定绘制的同一效应的曲线图（如Blinks）相比较，两者极为相似。”当时进行这项试验的殷宏章教授说，“瞬间效应”的发现，是应归功于李继侗先生的。（引自“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410—411页）。通过燕麦胚芽鞘向光性的长期研究，终于导致生长素的发现，已成为生物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佳话。继生长素产生于胚芽鞘尖的发现之后，李继侗作了独具见解的试验，观察到在去尖后的芽鞘上端，经过再生又形成生理尖端，可以重新接受向光性的刺激，就这样，他揭示出植物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与补偿功能。于1930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燕麦子叶去尖后之生理的再发作用》的著名论文。
此外，李继侗在清华大学所作的银杏胚胎离体培养的研究，为我国奠定了组织培养研究的基础。
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开拓耕耘
李继侗是中国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3—1925年，当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森林生态学博士时，就对欧美大陆各家的植物生态学和植物群落学理论作了深入的钻研。除上面提到的森林生态学的著述外，他又发表《植物气候组合论》的论文，这是我国植被区划方面的最早论文之一。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一次讲授植物生态学课程，并结合教学的需要，多次带领学生进行野外植被考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急需发展生态学与地植物学，李继侗又率先开展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热情地参加了一系列植被考察研究。1952年去海南岛参加橡胶宜林地考察，写出了《橡胶树概论》；同年去河北宣化进行植物采集及植被观察；1953年去北京小西山卧佛寺一带进行植被调查，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大比例尺植被图；1954年去陇东西峰镇作水土保持工作的实地考察，写成《陇东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参观报告》；1955年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负责进行晋西中阳、离石等县（吕梁山区）的植被调查，完成考察区的植被图及《吕梁山北部中阳地区的植被》、《黄河中游晋西水土保持考察报告》；1956年率北京大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的师生去呼伦贝尔进行草原考察，为建立谢尔塔拉种畜场提供了科学依据；1957年率北京大学师生赴黑龙江省萨尔图地区考察，写出《黑龙江省红色草原牧场的植被和草场资源》一文。在他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中，特别值得赞佩的是他的学术思想。他一贯主张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解决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他考察了北方山地后，竭力反对山地开荒，以避免平川遭殃。主张大力造林，保护山地环境，并提出发展木本油料与板栗等干果，向木本植物要粮油。在考察黄土高原时，对因掠夺式利用资源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和人民生活贫困，倍感痛心，提出要大力种草植树，保持水土，恢复地力。他认为草原是一片宝地，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提出应培育当地优良草种，逐渐扩大人工草地面积，以提高草原生产力。考察了河套平原后，认为盲目开垦、滥灌不排等做法是错误的，并明确提出了排灌配套、防止次生盐渍化的建议。早在30年前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见解，今天已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有的已作为国策载入宪法。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他的考察都是结合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所去的地方不仅是人迹罕至的山区和草原，而且还是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地区，但他置艰苦的条件于不顾，爬山涉水，日行几十里，吃喝不定，夜睡地铺。年过半百的他，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乐在其中，深受青年晚辈的尊敬和爱戴。不幸，他终因常年过度辛劳成疾，患脑血栓症，此后，就再也无法奔波于野外了。
1953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组，并从1954年起招收研究生。他重视吸收国际上的科学成就，为了解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组织并亲自动手翻译了《地植物学研究简明指南》、《蒙古人民共和国植被的基本特点》、《植物生态学》、《植被学说原理》、《地植物学》等书。他所编写的《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发展》一书，引导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各个学派的成就，汲取他们的长处，以推动我国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发展。他为了科研成果能够及时发表和交流，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方面的专门刊物《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在他晚年身患重疾时，为了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教育事业，为了实现改造内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