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打击。他也曾一度感到“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但为了科学事业，为了给中国的昆虫学研究铺上一块坚实的基石，他强忍悲痛，坚持完成了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编修校订工作，做到全始全终，克底于成。当我们追忆在那连年秕政，民众贫穷的旧时代，依靠科学家自己和他的少数学生、助手的力量来经营这样的宏伟工程时，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仰瞻由胡经甫树立的这块丰碑，它不仅是一份厚重的科学遗产，也是激励后人为科学事业坚韧不拔而献身的精神财富。
　　１９５３年胡经甫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他已年近花甲，体力视力不佳，仍然孜孜不倦地亲身参加各项研究工作。在组织开展全国医学昆虫相的调查研究中，他带领青年学生和助手，言教身传，到辽东半岛和中原腹地进行调查。后来又参加我国第一部《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的主编工作等，继续为国防建设做贡献。

为民族振兴奋斗的爱国科学家

　　

　胡经甫秉性耿直，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科学家。大学时代，他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生物学与中国之关系》一文中就提出：“观乎今日２０世纪世界之大势，可知改革、竞争、进化三者与全球各国政府社会人民所倾注。”“维我中华虽云文化开韧最早，然中更数千年之秕政，民智遏塞，举凡泰西各国政事学术，吾人多未见闻。”表明了胡经甫对遏塞民智的“秕政”的不满和要学习现代科学以振兴民族的心怀。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大学同学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也发动了罢课和游行示威，但遭到校方无理压制和威胁。同年５月１４日东吴大学同学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所在地召开校友、学生和家长联席会。胡经甫以同学会会员、研究生兼助教三重身份，被选为学生会总代表，回苏州与学校当局谈判。当时有可能为此而丢掉硕士学位和饭碗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在广大学生、校友的支持下，义正辞严，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学校接受了学生的条件，完成了同学们的委托。
　　胡经甫成为兼具生物学和医学的著名科学家时，４０年代国民党曾多次威逼利诱，甚至派专机接他出任国防医学院医学前期教育主任，都受到他的断然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人串连京、津大学教授搞所谓申请美援签名运动，以及动员他当国民党副总统顾问等，他也不为所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当时他虽在个人开业行医，却欣然应邀担任了区保健站站长，负责指导区内的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满腔热情加入了反对细菌战的专家行列，进行有关调查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会议上荣获“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状”。这些事例的对比，显示了这位科学家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
　　１９５３年，胡经甫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他除从事医学昆虫学的研究工作外，还受聘兼任了不少其他职务，科研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都以饱满的热情，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他的职责。尤其在医学昆虫学的研究中，以实事求是的学者风度，不摆架子，不争名利，不因年老体力视力不佳而稍有懈怠。
　　胡经甫作为一位爱国的科学家，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我国生物学和昆虫学的发展铺垫了一块块路石，中国的昆虫学工作者将常仰望着他建立的丰碑不断地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