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钟彦
青岛。初到青岛，这个海滨城市给齐钟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他从未想到，后来自己会来青岛安家，更没想到会在这儿生活大半辈子。
在这段时间，齐钟彦对张玺上世纪30年代在胶州湾工作时采集到的几种角贝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这一工作同云南的螺蛳和云南的淡水软体动物的分类整理工作一起，让他的科研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他日后的研究项目铺平了道路。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改为北京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齐钟彦与刘瑞玉、马绣同、夏武平来到白洋淀周围做调查和采集工作，并写出调查报告。随后，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刘瑞玉、马绣同又来到秦皇岛和北戴河采集。张玺回北京后，齐钟彦等人又到辽东半岛，对营口、葫芦岛、大连、旅顺、安东等地调查采集，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标本，并根据这些标本写出报告。从北方海域开始，新中国的海洋贝类调查工作有系统地开展起来。
风里来雨里去的科研生活让齐钟彦的经验逐渐得到积累，性情也变得更加刚毅。或许前方荆天棘地困难重重，但他却学会了如何俯下身子一步一步走到终点。而正是这份执著，让他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1949年秋，中国科学院成立。齐钟彦被调去青岛继续工作。动身去青岛的前一天，郭沫若院长同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副院长等为去青岛的同志饯行，并举行宴会。会上郭院长对他们赞扬说：“全院调整后，第一个行动的单位是你们，相信其他被调动单位将向你们学习，也将行动起来……”
1950年夏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同年10月26日，作为创建者之一的张玺率领着原北京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原班人马共10人来到青岛，齐钟彦也随师赶来青岛。1951年齐钟彦开始对山东半岛进行调查及采集工作，以后又对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及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调查和采集。1957～1960年他又参加了中苏海洋动物考察团的调查研究，主要进行海洋动物的分类、生态分布及经济利用以及潮间带生态学的研究。辛苦的工作换来了不错的成绩，他们获得了大批的资料和标本，为我国贝类研究资料填补了空白。
为搞清中国海产软体动物的分类学和生活习性，张玺和齐钟彦带领贝类组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查清了我国海产贝类的分布。从北到南，自鸭绿江口起，直到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对于任何一个有经济价值的软体种类（如贻贝、蛤蜊、扇贝、牡蛎、鲍鱼等等），几乎都有一个人或一个课题小组在研究着它的分布特点、生态习性和人工养殖；对于那些有害贝类，他们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力量，调查它们的分布，寻找防治办法。在这一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经济海产软体动物》、《西沙群岛软体动物前鳃类名录》、《软体动物图谱》等专著，以及按类别对科属进行整理，完成了许多重要科属的研究工作及其他科属的初步鉴定，基本掌握了我国大陆沿岸的软体动物情况。此外，在中国海洋动物的区系、区划的研究中，他们还首次将中国大陆沿海的软体动物分为暖温带性质的长江北部的黄、渤海区，亚热带性质的长江口以南的大陆近海和热带性质的海南岛南端台湾南部以及以南的海区。它们分别属于北太平洋的远东亚区，中国、日本亚区和北太平洋的印度——马来西亚区。这些工作奠定了我国海洋贝类分类学的基础。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设者发现塘沽防波堤上有一种动物能在岩石上穿洞，把防波堤的石头凿成很多很深的洞穴，对码头有很大的破坏性，给港口建设带来很大危害。齐钟彦在张玺的带领下来到塘沽对它的种类以及生态习性、生活史等方面进行了专项研究，发现了这种动物属于软体动物双壳类中的海笋科。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我国近海共有这种动物19种。通过观察实验发现，这种生活于岩石中的物种只能穿凿石灰石，而不能穿凿花岗岩，建设码头时不用石灰石就可避免这种灾害。这一研究为港口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这一结论看似简单，可这是许多年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工作换回来的，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同时，他们还对另外一种有害的贝类动物——船蛆开展了研究。船蛆是穿凿木船和港湾码头木质建筑危害严重的软体动物。为了查清船蛆的习性，通过对它的生态习性、危害情况和群众对它的防除措施等方面进行较详细的了解，并在青岛、海南岛和浙江沿海等全国各地不同的海域里放置木板搜集资料和标本，以便掌握它的危害程度。春去秋来，几个寒暑交替，他们摸清了我国各个港口的船蛆种类特征，在全国沿海共发现14个种，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其中危害最严重的为船蛆（Teredo navalis）。通过研究找出了防范措施。为防除船蛆提供了科学依据，取得一定成就。这一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奖励。
在自主创新的同时，齐钟彦开始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著作。1953年，张玺在山东大学水产系和生物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程——贝类学。张先生不在青岛的日子里，就由齐钟彦代替他去讲。正是这次持续一年的讲课，结出了硕果，和张玺合作完成了我国首部贝类学专著——《贝类学纲要》。这部于1961年面世的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是我国贝类学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出产的贝类品种繁多，资源丰富，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我国丰富的海产贝类，齐钟彦还与张玺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国的贝类》。这本书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出产的主要贝类26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些海贝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生活习性、经济价值和养殖方法，书中还配有精美的插图，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这是一本大学者撰写的小书，体现出了两位学者的科学情怀。
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张玺和齐钟彦等学者基本上摸清了我国的海产贝类，尤其是经济贝类的家底。他们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专著，如《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南海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等。一门实用科学正在逐渐发展壮大。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齐钟彦也关心科研成果与经济效益的转化。民以食为天，齐钟彦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贝类养殖技术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栉孔扇贝是山东生产的一种贝类，是用潜水采捕的。当时有逐渐减产的趋势。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等对该种类进行了个体生态的研究，确定其繁殖季节为5月下旬至7月中旬。以5月下旬为繁殖盛期，对它的产卵和受精以及卵子发育作了观察。并且对它的生长规律进行了分析。对它的采捕年龄和采捕时间提出了建议。并对这种扇贝在青岛试行笼养获得成功，为扇贝的养殖奠定了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各项研究工作被迫搁浅，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开展。在此期间，齐钟彦与贝类组的同志共同进行了贝类的分类研究，对腹足类、掘足类、双壳类进行了整理，编写了《黄渤海的软体动物》、《中国海的经济软体动物》、《无脊椎动物名称》和英文版的《海洋贝类》（SHELLS OF CHINA ）等专著和有关角贝、冠螺超科、贻贝科、牡蛎科等的论文。此外，还完成了《中国海洋动、植物区系研究的30年》和《中国古代贝类的记载和初步分析》等著作。上世纪70年代末，齐钟彦又开始了中国的海产贝类学研究。
自主创新，不能搞孤家寡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学术界的多方支持下，1981年，由齐钟彦发起，并与张福绥、刘月英等同志一起在广州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钟彦担任第一任理事长直至2003年，以后担任名誉理事长。学会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选出论文出版《贝类学论文集》。至2010年，已召开14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出版13辑《贝类学论文集》。贝类学会的会员达600余名，已成为一个研
在这段时间，齐钟彦对张玺上世纪30年代在胶州湾工作时采集到的几种角贝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这一工作同云南的螺蛳和云南的淡水软体动物的分类整理工作一起，让他的科研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他日后的研究项目铺平了道路。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改为北京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齐钟彦与刘瑞玉、马绣同、夏武平来到白洋淀周围做调查和采集工作，并写出调查报告。随后，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刘瑞玉、马绣同又来到秦皇岛和北戴河采集。张玺回北京后，齐钟彦等人又到辽东半岛，对营口、葫芦岛、大连、旅顺、安东等地调查采集，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标本，并根据这些标本写出报告。从北方海域开始，新中国的海洋贝类调查工作有系统地开展起来。
风里来雨里去的科研生活让齐钟彦的经验逐渐得到积累，性情也变得更加刚毅。或许前方荆天棘地困难重重，但他却学会了如何俯下身子一步一步走到终点。而正是这份执著，让他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1949年秋，中国科学院成立。齐钟彦被调去青岛继续工作。动身去青岛的前一天，郭沫若院长同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副院长等为去青岛的同志饯行，并举行宴会。会上郭院长对他们赞扬说：“全院调整后，第一个行动的单位是你们，相信其他被调动单位将向你们学习，也将行动起来……”
1950年夏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同年10月26日，作为创建者之一的张玺率领着原北京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原班人马共10人来到青岛，齐钟彦也随师赶来青岛。1951年齐钟彦开始对山东半岛进行调查及采集工作，以后又对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及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调查和采集。1957～1960年他又参加了中苏海洋动物考察团的调查研究，主要进行海洋动物的分类、生态分布及经济利用以及潮间带生态学的研究。辛苦的工作换来了不错的成绩，他们获得了大批的资料和标本，为我国贝类研究资料填补了空白。
为搞清中国海产软体动物的分类学和生活习性，张玺和齐钟彦带领贝类组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查清了我国海产贝类的分布。从北到南，自鸭绿江口起，直到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对于任何一个有经济价值的软体种类（如贻贝、蛤蜊、扇贝、牡蛎、鲍鱼等等），几乎都有一个人或一个课题小组在研究着它的分布特点、生态习性和人工养殖；对于那些有害贝类，他们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力量，调查它们的分布，寻找防治办法。在这一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经济海产软体动物》、《西沙群岛软体动物前鳃类名录》、《软体动物图谱》等专著，以及按类别对科属进行整理，完成了许多重要科属的研究工作及其他科属的初步鉴定，基本掌握了我国大陆沿岸的软体动物情况。此外，在中国海洋动物的区系、区划的研究中，他们还首次将中国大陆沿海的软体动物分为暖温带性质的长江北部的黄、渤海区，亚热带性质的长江口以南的大陆近海和热带性质的海南岛南端台湾南部以及以南的海区。它们分别属于北太平洋的远东亚区，中国、日本亚区和北太平洋的印度——马来西亚区。这些工作奠定了我国海洋贝类分类学的基础。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设者发现塘沽防波堤上有一种动物能在岩石上穿洞，把防波堤的石头凿成很多很深的洞穴，对码头有很大的破坏性，给港口建设带来很大危害。齐钟彦在张玺的带领下来到塘沽对它的种类以及生态习性、生活史等方面进行了专项研究，发现了这种动物属于软体动物双壳类中的海笋科。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我国近海共有这种动物19种。通过观察实验发现，这种生活于岩石中的物种只能穿凿石灰石，而不能穿凿花岗岩，建设码头时不用石灰石就可避免这种灾害。这一研究为港口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这一结论看似简单，可这是许多年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工作换回来的，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同时，他们还对另外一种有害的贝类动物——船蛆开展了研究。船蛆是穿凿木船和港湾码头木质建筑危害严重的软体动物。为了查清船蛆的习性，通过对它的生态习性、危害情况和群众对它的防除措施等方面进行较详细的了解，并在青岛、海南岛和浙江沿海等全国各地不同的海域里放置木板搜集资料和标本，以便掌握它的危害程度。春去秋来，几个寒暑交替，他们摸清了我国各个港口的船蛆种类特征，在全国沿海共发现14个种，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其中危害最严重的为船蛆（Teredo navalis）。通过研究找出了防范措施。为防除船蛆提供了科学依据，取得一定成就。这一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奖励。
在自主创新的同时，齐钟彦开始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著作。1953年，张玺在山东大学水产系和生物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程——贝类学。张先生不在青岛的日子里，就由齐钟彦代替他去讲。正是这次持续一年的讲课，结出了硕果，和张玺合作完成了我国首部贝类学专著——《贝类学纲要》。这部于1961年面世的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是我国贝类学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出产的贝类品种繁多，资源丰富，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我国丰富的海产贝类，齐钟彦还与张玺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国的贝类》。这本书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出产的主要贝类26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些海贝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生活习性、经济价值和养殖方法，书中还配有精美的插图，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这是一本大学者撰写的小书，体现出了两位学者的科学情怀。
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张玺和齐钟彦等学者基本上摸清了我国的海产贝类，尤其是经济贝类的家底。他们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专著，如《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南海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等。一门实用科学正在逐渐发展壮大。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齐钟彦也关心科研成果与经济效益的转化。民以食为天，齐钟彦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贝类养殖技术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栉孔扇贝是山东生产的一种贝类，是用潜水采捕的。当时有逐渐减产的趋势。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等对该种类进行了个体生态的研究，确定其繁殖季节为5月下旬至7月中旬。以5月下旬为繁殖盛期，对它的产卵和受精以及卵子发育作了观察。并且对它的生长规律进行了分析。对它的采捕年龄和采捕时间提出了建议。并对这种扇贝在青岛试行笼养获得成功，为扇贝的养殖奠定了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各项研究工作被迫搁浅，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开展。在此期间，齐钟彦与贝类组的同志共同进行了贝类的分类研究，对腹足类、掘足类、双壳类进行了整理，编写了《黄渤海的软体动物》、《中国海的经济软体动物》、《无脊椎动物名称》和英文版的《海洋贝类》（SHELLS OF CHINA ）等专著和有关角贝、冠螺超科、贻贝科、牡蛎科等的论文。此外，还完成了《中国海洋动、植物区系研究的30年》和《中国古代贝类的记载和初步分析》等著作。上世纪70年代末，齐钟彦又开始了中国的海产贝类学研究。
自主创新，不能搞孤家寡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学术界的多方支持下，1981年，由齐钟彦发起，并与张福绥、刘月英等同志一起在广州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钟彦担任第一任理事长直至2003年，以后担任名誉理事长。学会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选出论文出版《贝类学论文集》。至2010年，已召开14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出版13辑《贝类学论文集》。贝类学会的会员达600余名，已成为一个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