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
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此外，他还撰写过“科学之最近进步”，“最近有机化学之进展”、“最近生物化学之进展”、“最近十五年来中国化学的进步”和“关于促进中国化学发展的几点意见”等综述性、知识性、评论性文章，这对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普及化学知识，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３０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１９５３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对曾昭抡等人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领导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化学会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４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１６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４届会长和１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１９３３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有时无经费出版。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份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２０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无数心血。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曾昭抡作为中国化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十分注意总结过去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并对如何办好学会、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许多宝贵见解。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科学社等６个学术团体在南宁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１９３６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他指出：“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会的领导要定期更换，并注意选拔新生力量。他说：“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需要的，学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曾昭抡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北平解放不久，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吴玉章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昭抡和李四光、侯德榜为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４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曾昭抡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团体新生的大会，曾昭抡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原来的四个科学团体自愿宣布解散，重新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李四光当选为全国科联主席，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陈康白当选为副主席。
１９５１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１９５３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１９５７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等学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等学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１９５７年３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３０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１９５３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对曾昭抡等人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热心学术团体工作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领导职务，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特别是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化学会于１９３２年８月４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１６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４届会长和１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１９３３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甚至有时无经费出版。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份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２０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无数心血。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地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曾昭抡作为中国化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十分注意总结过去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发展，并对如何办好学会、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许多宝贵见解。１９３５年８月，中国科学社等６个学术团体在南宁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代表中国化学会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做了“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讲演，对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和在学术史上占的重要地位，做了总结和阐述。１９３６年他又写了《中国化学会前途的展望》一文，提出了学会的前途和任务，他指出：“学会的任务有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要算发行刊物、联络会员间的感情、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传播这门科学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会的领导要定期更换，并注意选拔新生力量。他说：“任何事业，新鲜血液的输入，总是需要的，学会也不例外。鼓励后进的同行，欣悦他们的成功，一反从前‘同行是冤家’的谬论，是我们科学家应有的胸襟，也是中国化学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曾昭抡的这些见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献身科学教育事业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北平解放不久，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科学团体，联合发起筹备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吴玉章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昭抡和李四光、侯德榜为副主任委员，积极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４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曾昭抡在闭幕式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是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空前团结的盛会，也是我国科学团体新生的大会，曾昭抡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原来的四个科学团体自愿宣布解散，重新成立了统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李四光当选为全国科联主席，侯德榜、曾昭抡、吴有训、陈康白当选为副主席。
１９５１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１９５３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１９５７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等学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
曾昭抡一贯主张高等学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１９５７年３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