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新
在我国，家鸡饲养有很悠久的历史。可是，中国家鸡的祖先是怎样被驯化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有关书籍中，都一致地写道，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鸡是原产西方（这里西方是指印度）的动物，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了东方中国。”由于达尔文的巨大威望，100多年以来，大家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连我国的农业教科书也这样介绍。
然而，勤于思考的郑作新却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能驯化中国的原鸡，非要远由印度引进呢？他很想把这个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首先，郑作新想搞清楚，达尔文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他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达尔文在著作中提到，他的根据是一部公元 1596年出版、1609年印行的中国科全书。至于这部书的名字，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达尔文都没有提起。
郑作新一头扎进了科学院图书馆的古书堆里。他发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是在1596年出版的，可是翻遍全书，也没有找到关于家鸡引进方面的记载。而在1609年印行的书中，比较著名的只有《三才图会》。《三才图会》的内容十分广泛，篇幅很大，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鸡有蜀鲁荆越数种。……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
很显然，这段文字就是达尔文提出论断的根据。可是，郑作新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的印度，而是指位于中国西部的“蜀、荆等地” （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于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推断在他心中产生了：中国的家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原鸡驯化的；由于达尔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人云亦云、流传百年的错误！
然而，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推断是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的。因此，原鸡是否曾产于中国？原鸡是否现在还在国内生活？就成为摆在郑作新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郑作新和助手们肩挂摄影机，手提猎枪，终日在原野和密林中奔走。一天黄昏，他们突然发现，在200米开外的原野上，有两只美丽的原鸡。原鸡的外形和家鸡十分相像，雌鸡披着一身铁褐色的羽毛，在前边疾走，雄鸡是栗红色的，头顶镰刀状的羽毛，紧跟在后。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们的身体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原鸡的视觉和听觉都很灵敏，它们一发现有动静，雌鸡迅速躲入草丛，雄鸡惊恐地飞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助手赶忙用枪把它们击落，留作供研究用的标本。
郑作新和助手们没有满足。他们还想抓些活的原鸡。又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努力，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寨旁的河谷里，发现了16只正在觅食的原鸡。它们的觅食习性和家鸡很相像，到了夜晚，有几只胆大的，还跑入村舍，和村民饲养的家鸡玩耍、交配呢！郑作新经过几天连续的隐蔽观察，最后确定，它们就是原鸡，就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古代原鸡的后代！
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后来，郑作新在提起这件事时，很有感慨地说过，搞科学不能迷信权威，对权威的错误也要认真纠正。当然，达尔文是伟大的，我们对他的功绩是肯定、推崇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啊！
1966年，郑作新正好60岁。正当他以花甲之龄，奋力挥动着翅膀，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冲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人胡说什么“鸟类是资产阶级玩赏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研究鸟类学，就会变修变色、亡党亡国”，郑作新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长时期被隔离反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也被无理压制，拖延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
1976年，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郑作新和全国人民一起，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潮之中。尽管他已经70多岁了，然而他不服老。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笑容满面对别人说：“你们总爱问我多大年岁。告诉你们吧，我今年72岁，过年就73啦。可是我要把73岁当成37岁过，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啊！我要活到2000年，工作到2000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双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眉宇间总是洋溢着青春活力。他一天也不停地忙碌着。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鸟类情况，满足各国鸟类工作者的需要，郑作新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自己50年鸟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这部1200多页的巨著，概括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现和记载的所有鸟类，于1987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鸟类学家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郑作新的杰出成就，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1987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成就”奖。
3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着《动物学报》主编的职务。他还和其他鸟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中国动物志》的鸟类部分，共14卷。现在，《鸡形目》、
《雁形目》以及《雀形目》中的前三卷已经出版，其余各卷也在编写之中。几十年来，郑作新完成了14部研究专著，30多种书籍，上百篇科学论文，200多篇科普作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著作等身”，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著作很多，撂起来有他本人那么高。用这句话来形容郑作新，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为了及时了解鸟类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郑作新不顾年迈体弱，又一次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在黑龙江省西部风景秀丽、渺无人烟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他们对丹顶鹤进行考察；在碧波荡漾、浩渺无际的洞庭湖上，他乘着一叶扁舟，深入到水草丛生的湖心深处，研究野鸭、豆雁等鸟类的习性……同时他痛心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环境逐渐被污染了，有些人不懂保护鸟类的重要性，滥捕乱猎。各种动物，包括鸟类，保护生物，保护人类的家园。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群众性的爱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
……
由于郑作新在鸟类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作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
郑作新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然而他不愿休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他看来，鸟类研究就好像是一座宝库，是永远挖掘不完的。他经常用一句话来提醒和勉励自己：“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不能浪费。”每天早晨动物研究所开门，经常是他第一个走进大门。天还没有全亮，他的办公室窗前就亮起了灯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８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 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
１９３０—１９４７年 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年 兼福建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科学馆生物部主任。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客座教授。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任南京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编纂，兼中央大学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名词室主任。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兼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１９５６—１９９８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鸡是原产西方（这里西方是指印度）的动物，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了东方中国。”由于达尔文的巨大威望，100多年以来，大家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连我国的农业教科书也这样介绍。
然而，勤于思考的郑作新却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能驯化中国的原鸡，非要远由印度引进呢？他很想把这个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首先，郑作新想搞清楚，达尔文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他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达尔文在著作中提到，他的根据是一部公元 1596年出版、1609年印行的中国科全书。至于这部书的名字，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达尔文都没有提起。
郑作新一头扎进了科学院图书馆的古书堆里。他发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是在1596年出版的，可是翻遍全书，也没有找到关于家鸡引进方面的记载。而在1609年印行的书中，比较著名的只有《三才图会》。《三才图会》的内容十分广泛，篇幅很大，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鸡有蜀鲁荆越数种。……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
很显然，这段文字就是达尔文提出论断的根据。可是，郑作新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的印度，而是指位于中国西部的“蜀、荆等地” （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于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推断在他心中产生了：中国的家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原鸡驯化的；由于达尔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人云亦云、流传百年的错误！
然而，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推断是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的。因此，原鸡是否曾产于中国？原鸡是否现在还在国内生活？就成为摆在郑作新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郑作新和助手们肩挂摄影机，手提猎枪，终日在原野和密林中奔走。一天黄昏，他们突然发现，在200米开外的原野上，有两只美丽的原鸡。原鸡的外形和家鸡十分相像，雌鸡披着一身铁褐色的羽毛，在前边疾走，雄鸡是栗红色的，头顶镰刀状的羽毛，紧跟在后。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们的身体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原鸡的视觉和听觉都很灵敏，它们一发现有动静，雌鸡迅速躲入草丛，雄鸡惊恐地飞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助手赶忙用枪把它们击落，留作供研究用的标本。
郑作新和助手们没有满足。他们还想抓些活的原鸡。又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努力，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寨旁的河谷里，发现了16只正在觅食的原鸡。它们的觅食习性和家鸡很相像，到了夜晚，有几只胆大的，还跑入村舍，和村民饲养的家鸡玩耍、交配呢！郑作新经过几天连续的隐蔽观察，最后确定，它们就是原鸡，就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古代原鸡的后代！
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后来，郑作新在提起这件事时，很有感慨地说过，搞科学不能迷信权威，对权威的错误也要认真纠正。当然，达尔文是伟大的，我们对他的功绩是肯定、推崇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啊！
1966年，郑作新正好60岁。正当他以花甲之龄，奋力挥动着翅膀，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冲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人胡说什么“鸟类是资产阶级玩赏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研究鸟类学，就会变修变色、亡党亡国”，郑作新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长时期被隔离反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也被无理压制，拖延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
1976年，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郑作新和全国人民一起，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潮之中。尽管他已经70多岁了，然而他不服老。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笑容满面对别人说：“你们总爱问我多大年岁。告诉你们吧，我今年72岁，过年就73啦。可是我要把73岁当成37岁过，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啊！我要活到2000年，工作到2000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双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眉宇间总是洋溢着青春活力。他一天也不停地忙碌着。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鸟类情况，满足各国鸟类工作者的需要，郑作新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自己50年鸟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这部1200多页的巨著，概括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现和记载的所有鸟类，于1987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鸟类学家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郑作新的杰出成就，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1987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成就”奖。
3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着《动物学报》主编的职务。他还和其他鸟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中国动物志》的鸟类部分，共14卷。现在，《鸡形目》、
《雁形目》以及《雀形目》中的前三卷已经出版，其余各卷也在编写之中。几十年来，郑作新完成了14部研究专著，30多种书籍，上百篇科学论文，200多篇科普作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著作等身”，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著作很多，撂起来有他本人那么高。用这句话来形容郑作新，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为了及时了解鸟类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郑作新不顾年迈体弱，又一次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在黑龙江省西部风景秀丽、渺无人烟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他们对丹顶鹤进行考察；在碧波荡漾、浩渺无际的洞庭湖上，他乘着一叶扁舟，深入到水草丛生的湖心深处，研究野鸭、豆雁等鸟类的习性……同时他痛心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环境逐渐被污染了，有些人不懂保护鸟类的重要性，滥捕乱猎。各种动物，包括鸟类，保护生物，保护人类的家园。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群众性的爱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
……
由于郑作新在鸟类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作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
郑作新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然而他不愿休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他看来，鸟类研究就好像是一座宝库，是永远挖掘不完的。他经常用一句话来提醒和勉励自己：“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不能浪费。”每天早晨动物研究所开门，经常是他第一个走进大门。天还没有全亮，他的办公室窗前就亮起了灯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年表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８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２１—１９２６年 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
１９３０—１９４７年 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年 兼福建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科学馆生物部主任。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客座教授。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任南京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编纂，兼中央大学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名词室主任。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兼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１９５６—１９９８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