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２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１个新属、１５个新种和１个新组合体；在《中国真菌续志》（八）中共描述了４７个属的１０２个种，其中就包括他发现的１个新属、５个新种和７个新组合体；在《中国高等真菌补志》中则报道了他发现的两个新属、４个新种和１个新组合体。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１９３９年，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这是他回国后１０年中对中国高等真菌分类研究的总结，书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发现，全书描述了子囊菌１０目３８科１７９属４７５种；担子菌９目２８科１２８属７１８种；半知菌４目９科８０属１９８种，总共２３目７５科３８７属１３９１种。其中每个目、科、属、种都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在每个菌名下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回国近４０年来，截至１９６６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３４００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５０％（据１９７９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７０００种）。１９６３年出版的１００余万字的第二部专著《中国的真菌》，是他回国后截至１９６３年以前的研究总结，亦是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中国高等真菌》的增订本，书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担子菌为主，还有藻状菌、半知菌等。全书描述了总共４１目１１９科６０１属约２４００种和１１０个新组合。同第一本专著一样，每个目、科、属、种都是根据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列举了寄主、生长习性和采集地点。
　　《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１０００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
　　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刚刚完稿的４０万字并附６００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１９６６年“七·一”的献礼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这部专著是他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期间跑遍全国各主要林区采集标本、亲自鉴定、就地绘图、深入林区向群众调查访问，集德、法、日、英、美各国当时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写成的。该书从１９６３年起就被科学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书中描述了国内６００余种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与有毒蘑菇的识别方法，各种食用菇的营养价值及国外的有关分析资料，各种毒菇的毒素类型和结构特性、中毒症状、解毒方法及国外有关毒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结果。

我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在回国初期任教期间，邓叔群从事的研究工作曾侧重于水稻、小麦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主要农作物的大面积病害对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事实是：尽管他发表了１０余篇论文，尽管他在试验田中试验成功后亲自背上喷雾器跑到附近的农村去指导农民、为他们示范，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为人民所享用。因此，后来当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森林学和真菌学方面时，一个新的想法萌发了。
　　在他进行森林调查时，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树木的病害与真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在他有机会进行广泛地森林调查时，他就特别注意调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树木病害，这项工作从１９３９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区进行调查时就开始了。积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他首创地将森林学与真菌学这两个专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概念，使真菌学直接服务于森林学，而这二者的结合又可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１９４８年底他为东北解放区编写林科大学教材时，就写出了森林病理学的教材纲要。１９６０年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林业部举办了我国首届森林病理培训班，来自２０多个省市和部委的近５０名森林学专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接受了他的培训。后来，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材在全国各地都成为了森林病理学方面的骨干力量，也都在重要岗位作出了成绩。

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之风范

　　邓叔群不论是回国早期执教，还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东北兴办教育，以及在科研中培养青年一代的过程中，治学严谨、言传身教始终是他突出的特点。他的学生之一沈其益教授这样回忆说：“我当邓先生的学生时，他经常启发我对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兴趣和爱好，使我终于选择了这个学科作为我终身从事的专业。他热爱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始终感染和激励着我的学习和工作”。
　　他是位认真而严格的老师，授课时对于基本理论总是讲授得非常明确、清晰，使学生们能很快领悟实质。他要求每个学生对主要作物病害的病原、病状及传染循环、防治方法都要学会记熟，并随时检查他们的学习效果，从不含糊迁就。虽然如此，但他对待学生亲如家人，督促、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青年一代能掌握他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因而他总是亲自主持实验课，手把手地指导操作；亲自带学生们外出采集标本，实地实物现场教学，通过实验和实践启发和培养学生们对该学科的兴趣与爱好，加深他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实际病害、对繁多的真菌种类物征的识别判断能力，训练他们今后独立搞科研的技能技巧。在执教期间，他对他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在搞科研期间他对他的学生和助手们也是这样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东北人民政府在伪满洲国的破烂摊子基础上筹建沈阳农学院时，将他从上海借调去工作。在这期间，他对东北的农业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在这期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教育风格。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教育者对被教育者身负的重任，同时也由于他自己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严格而又讲求实效，因而当他任教育长以及后来任副院长时，他始终都坚持主张师资队伍要重质量，宁缺勿滥，绝不可误人子弟；培养出的学生不但要有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有动手实践的能力。他组织各教研室新老教师钻研业务，他把日本教材、苏联教材和美国教材加以分析贯通，编写出新的教材为青年教师进修讲课。他动员他过去学有专长的学生和同事到沈阳农学院任教，并根据东北农业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农业机械化系和森林工业等新专业。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研工作，他亲自制定计划购置仪器、设备、图书，并逐项审核、落实。他为畜牧系购求优良种畜、为整顿校区内的水旱试验田和标本林苗圃、为筹划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都付出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