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文革”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体现了对“文革”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