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的书籍，由于他具有比较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基础，于是决定改行研究种子植物分类，并且很快做出了成绩，1931年他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过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他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心。1933年，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类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林镕最重要的成就是关于菊科分类的研究，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之一。菊科是种子植物中属种最多的一个科，在我国已查明的就有240余属，约3000种。由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集体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共125卷册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7卷11册，在全书中所占的数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许多种药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对开发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具有指导意义；了解菊科植物的种类、分布、习性和亲缘关系等，对于阐明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过多年研究，林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重羽菊属（Diplazoptilon），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或与他的学生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即《中国植物志》第74卷、第75卷、第76卷第1册，这些专著的水平与质量，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此外，他还遗留下许多宝贵的中国菊科文献资料，为后人继续编纂其它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开拓和发展上，林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镕除继续进行植物分类的基础研究外，对我国国防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也十分关心。1950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其他生物学家、医学家一起，抱病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日夜鉴定样物，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1955年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连续几年率队赴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水土流失区考察，并先后发表了“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等文章。他和考察队其他人员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以及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为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和实行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0年代后期，我国开展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众运动。林镕肯定了这次运动对弄清我国植物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数次强调提出，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丰富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恶果。对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的建议。就是对各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同时又要抓住重点，着重研究药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和战略远见。

下苦功整理文献和标本

　　凡是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和大学教师，都是很重视阅览、收集和记录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献资料的。但是像林镕那样，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做了如此浩繁而坚实的工作是很少见的。
　　从30年代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只要一有时间和机会，就倾注精力于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汇集的旋花科、龙胆科、菊科植物的文献资料多达数十册，仅菊科植物就有32册。这些文献把散见于国内外约百种的书刊中有关我国和邻近地区菊科植物的各种记载进行集录，包括每一个种、亚种、变种甚至类型的原始记录，分种、分属检索表，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文献来源等，并按照族、属、种加以分类整理，其中大部分还附有复制的或由他亲自绘制的各种精美插图，以及对各个分类群的初步鉴定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样大量的文献记录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他手抄完成的，最后还亲自把它们分别装订成册。这一卷卷付出了毕生心血汇录整理成的文献，正如他的学生所给予的恰当称谓，是一部“中国菊科分类文献大全”。
　　可惜的是，林镕没有能来得及把自己辛勤积累起来的这些资料全部研究整理出版。但它们跟他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一样，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难得的珍贵科学遗产。继承他未竟事业的学生说：“每当我们整理出一批文稿后，总是想到，如果没有老师这些汇编的文献资料，要想进行菊科植物的分类研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啊！”（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册，即76卷第2册，77卷第2册，78卷第1册。为纪念他的劳绩，编著者都把他的姓名列在第一位）。
　　林镕对标本的整理也十分重视。珍藏在植物研究所的100多柜菊科植物标本，都由他在百忙中带领学生做了认真、系统的整理。整理标本的全过程，从族、属、种的分类鉴定，写贴名签，制叠种夹属夹，直至分类入柜，都是由他亲自动手进行的，从不轻易要别人代劳。经他整理的这部分标本，排列井然有序，查看时一目了然，给人们使用以极大的方便。

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

　　林镕素以治学严谨著称，这种学风贯穿于他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总是耐心地解剖标本，对标本仔细观察，并据以准确绘图和作出记载；在写作文章时，对文献上各家所做的记载都要进行反复的分析比较，还不时重新检阅标本查对，经过深入思考后写出文稿；在写出稿件后，又不断进行补充修改。他写好的文章，一般都是经过四五次改动后才最后定稿，有时多达七次。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于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都认真负责地做出说明，便于他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他曾发现过不少新种和其它分类群，但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之前，绝不轻易发表；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考虑成熟之前，也不急于求成写出文章。他所发表的专著，都是以掌握大量的标本、材料为依据，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写成的，因而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观点可靠，质量良好，能经得住时间与实践的考验。
　　林镕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有精深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又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他从不把这些据为己有，只要他人有需要，总是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让大家共同使用。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只要再做一些研究，就可以成为很有价值的论文发表。但他对此毫不计较，把这些即将到手的成果让学生去研究。抗战期间在福建时，他曾发现一个科（川苔草科）在我国分布的新记录，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他的学生，指导这位学生去研究写成论文发表。1974年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紊蒿属），又让自己的学生去研究后共同署名发表。他多年积累的全部文献资料，都无私地传留给学生去使用。对于学生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都经他给予指导，帮助审阅和修改论文，但他从来不让学生在他们的论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那怕学生只是做一点微薄的工作，却总是主动地署上他们的名字。林镕这种崇高的科学道德品质，使他的学生们深受感动。
　　林镕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他跟同行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精神也常被人们所称颂。他和张肇骞、陈封怀两位教授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菊科分类专家，他们之间从30年代起就相互认识，几十年来他们在学术上共同切磋交流，互相帮助；在工作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彼此成为亲密无间的良朋益友，从未有过旧社会中一些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坏习气。当张肇骞教授病故之后，林镕还给张肇骞的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上予以指导，帮助他完成所承担的菊科植物志的编写任务。

热心培养造就人才

　　林镕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和兼课，讲授过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等课程。为了使学生能有较多的收获，他尽量把内容讲得生动易懂，经常采用对比的方法，并结合植物标本和图解，讲解每一种植物的特征，种属之间的异同和亲缘关系。同时他很重视把课堂上的讲授和实际相结合，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认识大自然中多彩多姿的各种活植物。这样，学生们都能较快较好地领会和掌握他所传授的知识，因而受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