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６０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５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体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间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的结构、光学玻璃、光学加工及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取得成功并日趋先进，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在第一台总质量达５吨的光学装备中采用摩擦驱动垂直轴系，用光学补偿方法校正由于机械结构动态变形导致光轴偏移等措施，提高了设备运行和跟踪的平稳性及测量精度。
　　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争议。所谓“半杆子”就是说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上半杆子”，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下半杆子”。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统由长春光机所完成。王大珩深思熟虑力主“一杆子”做法，在上级支持“一杆子”路线的情况下，实践证明王大珩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据此，有关的新建研究机构除具备研究力量和设备外，还都具备相当强的工程技术和加工力量。如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以及安徽光机所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号召科技要面向经济建设（实质指应用性研究），实现高技术产业化，王大珩提倡的建所道路，正好符合这种精神可说是开风气之先。
　　１９８０年５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他还强调船上观测设备（包括光学设备和雷达）在布局上必须与船体及航船设置作一体化的综合考虑，因此保证了获得满意的观测效果。
　　１９７９年，由于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作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８５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１９６５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方案探讨。１９６７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移植到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在开展对地摄影初期，他极力主张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经论证见诸实施，提高了研制起点，取得了良好效果。
　　

大型太阳辐射模拟装备，是为了保证卫星温度环境正常运行，而事先在地面进行热真空试验的一项巨大工程。随着卫星体积的增大，相应地必须扩大在地面上进行环境试验的规模。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建立起从事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系统。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度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氙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近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进展（由每灯输出光辐射功率５０００Ｗ提高到２５ｋＷ，他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３７个灯改为１９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在最近一项国家确定的庞大空间工程中，王大珩任可行性论证组副组长之一，对方案及其可行性进行了为时一年半的探讨。
　　１９７５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１９７９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当时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全国６０多个单位约４００人参加。次年召开了长春遥感试验学术会议，出版了《长春遥感试验论文集》和《长春遥感试验典型图像分析》。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并导致后来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所和光机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这项工作与当时在云南腾冲组织的综合性遥感试验，都为我国遥感技术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
　　１９８３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１９８６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１９８８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成立国际空间年评议会，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并对空间技术应用于人民及社会福利事业做广泛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并决定１９９２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我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王大珩受命于国家科委宋健主任代表我国出席。直至１９９２年，每年开会并有学术活动。该组织最后有２４个国家参加，并得到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赞同。我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由宋健任名誉主任，王大珩、庄逢甘分别为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在任期间，王大珩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利用空间技术的部门联合作战。与此同时，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建成了峰值输出功率达１０１２Ｗ的“神光”激光装置，为在实验室内研究核爆及核能作用创造了起步的条件，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美、法、日、中）之一。１９８９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此已经批准且已作出规划。第一步是扩充已有“神光”装置的规模，以期在近期能获得一批新成果。
　　３０年来，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领导作用，对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８０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导致国际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激光科研的进展。１９８５年在《光学学报》上，１９８７年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
　　早在王大珩留英期间，曾随当时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Ｗ．Ｄ．莱特（Ｗｒｉｇｈｔ）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７０年代初，我国着手开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了培养彩色电视专业人员，１９７３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