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他就开始了橘叶蛾的生物学、环境因子及寄生现象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他准备编纂世界性的研究天敌昆虫的文献目录，后因加拿大人汤姆孙的有关著作于1943年问世，他才放弃了这项工作。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仍继续致力于害虫的种类与防治的研究。他早年从事过中国膜翅目胡蜂总科昆虫分类工作和文献目录工作，后又从事文献资料比较多的鞘翅目瓢虫科昆虫的形态分类及生物学等诸方面的研究。他为中国瓢虫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刘崇乐还是中国资源昆虫学发展的提倡者和开创者。他将资源昆虫学的内涵大大拓宽了，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关于紫胶虫和紫胶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他为首的科技人员，为中国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由于刘崇乐洞悉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和动态，赋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创造性，因而他经常给青年们指出本学科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他所倡导的生物防除、资源昆虫、天敌昆虫、遗传基因、昆虫病原微生物等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都为日后的实践所证明其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追思怀念

　　　一个热爱祖国的科学家——纪念刘崇乐教授
　　　A SCIENTIST THAT LOVES HIS FATHERLAND——In Memory of Prof．Liu Chung－lo
　　　作者：黄复生，黎明
　　

　刘崇乐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是勤奋治学的一生，是有益于人民的一生。刘先生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出生。解放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系主任、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队长、云南动物研究所所长、云南分院副院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昆虫学报总编辑等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民盟中央委员。
　　刘崇乐教授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之后又多次赴国外考察访问。二十年代开始，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就致力于科学研究，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在北方开展了许多工作，人们尊重他，称他为“北刘” 。
　　解放前夕他正在美国访问，接到了美国和台湾有关部门的聘请，但是他拒绝了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怀着满腔的热忱，毅然回到了祖国，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此，他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直到最后一息。
　　在抗美援朝的反细菌战争中，他不辞劳苦，积极工作，亲自参加调查，举办细菌战罪行展览，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刘崇乐教授理解国家的困难，为节约外汇，他倡议并开展了对于紫胶虫的研究，扩大了紫胶的生产，为发展我国紫胶事业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国内创办了“生物防除”研究室，开展了寄生天敌的研究，并首先从国外引进了苏云金杆菌及昆虫病毒，奠定了昆虫病理学的基础。他本人在昆虫文献学和瓢虫分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全部工作为倡导和发展我国的“生物防除”学科立下了功劳。
　　刘崇乐教授长期以来担任昆虫学报总编辑工作，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开展我国昆虫学的学术活动付出了巨大精力。
　　刘崇乐教授不仅为发展我国昆虫学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人材，其中很多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和科研骨干。刘崇乐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凶残地破坏我国科学事业，践踏知识分子政策，对刘崇乐教授横加诬陷打击，进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于1969年1月7日含冤去世，终年68岁。
　　打倒“四人帮”，科学界重见天日，刘崇乐教授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这一血的教训，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科学的春天里，在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怀念刘崇乐先生！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悲惨遭遇
　　　作者：蔡恒胜
　　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几乎连自己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九十七岁了，人世间的凄凉苍伤都经历了，她太累了，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有宁静清洁的环境、精心护理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
　　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1922－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调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
　　刘伯伯是家父（蔡邦华院士）的同行和好友，1953年家父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个文革重灾区，当时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七岁，居科学院之首。出自动物所的柳忠阳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动物所作为典型，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张劲夫、裴丽生、秦力生、郁文、杜润生等院领导和动物所的几乎所有年长的老科学家包括童第周、陈世骧、蔡邦华、刘崇乐等全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动物所牛棚，并把他们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楼。当时年近七旬的刘伯伯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家父屡次向这些造反派反映，刘快不行了，要送医院。但是这些人那里有人性，毫不领会。家父后来悲愤地回忆这段往事，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友就这样走了。据后来有人谈当时的情景，刘老经常吃不饱，有一次，他饥饿难忍，捡食了几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来。接着，这些造反派还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一代名家就这样摇摇晃晃，在一阵狞笑中从独木桥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与此同时，他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当时的刘伯母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她真是悔恨啊，在临近解放之际，刘崇乐接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请他执教该校。当时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