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开泰
作毕业论文、答辩，他无不层层把关，亲自审阅、修改。一篇论文出来，往往要经过他三个回合的修改。其他专业的学生前来向他请教时，他也总是毫无保留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校内不少硕士生、博士生都到他的实验室做过实验，得到过他的指点。尽管这些文章都从未署过他的名，但他的教诲却铭刻在学生心里。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教育系统劳模”，同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他的确不虚此誉。
淡泊明智虔事业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姚开泰比父辈们多了几分幸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曾经走过一段坎坷路。
1931年春，他出生誉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3年他又来到中山医学院病理研究所高级师讯班学习一年。1954年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1956年调来湖南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他以“勤奋+聪慧”的禀赋，学生时代就掌握了英、俄、德、三门外语；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日文、法文。在专业上，他是一个多面手，病理生理学、实验肿瘤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数理统计学、实验设计等样样熟悉，很早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但未料到，1958年的一夜之间他却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屡遭批判，而且最让人痛苦的是失去了追求事业的自由。 不久，当他被安排搞实验肿瘤研究，并干出了可喜的成绩时，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他才重新加入实验肿瘤中来。这时，他的美好年华已耗去了一大段。但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决意奖后半辈子献身于攻克鼻咽癌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开泰如鱼得水，不仅在事业上突飞猛进，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尽管他遭受过种种委屈，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信仰未变。1982年，他参加美国举行的第13届国际肿瘤会议时，见主席台插有国民党国旗，便立即退出了会场，并当即通过领队向会议主持人进行了严正交涉。后来，会议主持人对他们表示歉意并卸下了国民党国旗，他才重新回到会场，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
1983年6月，姚开泰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地夙愿。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追求事业的步子迈得更紧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深了。1990年，他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在学术上他登上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他又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位名人说过：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能实现。姚开泰正是在几十年不懈的攻克癌症的奋斗中发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他为社会奉献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也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淡泊明志的高尚品格。当他们完成的《人胚鼻咽上皮细胞的培养、化学转化及鼻咽癌恶性转化基因的克隆》荣获199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DNase-1敏感区在人类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上的定位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地工作。”“我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全中国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中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每念及此如坐针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唯有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发展我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
白首青云志
1987年，英国克隆羊多利诞生后，有人问姚开泰教授：“克隆羊技术对肿瘤有何意义？”并想请他写篇文章。克隆羊的实质是核移植技术。他打开信息高速公路，虽然很少看到者方面的资料，但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多年前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学者曾经用豹蛙做了颇有意义的实验：他将因疱疹病毒引发的肾细胞癌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中，结果发育成了蝌蚪，但长不大，不久就死了。这个实验尽管未能继续做下去，但却说明了癌细胞可以逆转，只是这个逆转受到了限制，因为癌细胞毕竟不同于正常细胞。姚教授从这里得到了启示：恶性细胞可以逆转，其原因何在？活化的卵细胞换了个核，肯定是细胞质中的因素在影响移植进去的核，使其逆转的，能不能把这些因素弄清楚，进一步把他们分离 出来呢？这正是姚开泰教授克癌攻坚战中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1994年，姚开泰亲手筹建了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原来就是要联合有关单位研究发育与肿瘤的，但由于起步晚等多方面原因，申请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单独搞了个“卫生部癌变原理实验室”,开展分子水平的研究。肿瘤方面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2个，一个是搞食管癌研究的，一个是搞肝癌研究的，姚开泰则从基础入手研究鼻咽癌。姚教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在苦苦挣扎，建室三年多了，卫生部才投资8万元;学校花了40万元总算为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解决了10个工作人员，还每年投入一万元的运作经行费，其他的就得靠自己去申请课题搞经费了。现在实行课题负责制，谁申请到了经费谁用。我国目前的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太少，要求又高，这是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做法，令我们困难重重，1997年我们就没钱使用。”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遇上了更多的困惑。可两鬓斑白的姚开泰风采依旧，他不畏困难，为了事业还要不息奋斗。
2000年6月中旬，姚开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八界EB病毒与肿瘤国际学术大会时，专门与卡路林大学的EB病毒与肿瘤专家Geoge Klein博士作了一番讨论。Geoge Klein博士认为：近20年来，全世界在鼻咽癌方面的进展不大，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动物模型，二是不易得到癌变不同阶段的细胞系。其实，这些正是姚开泰早就在进行的课题。
1999年，几经努力肿瘤研究所再次申请到了CMB课题，姚开泰拿了个分题：“转基因动物模型”研究，获资助金额7万多美元。尽管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但很有意义，因为实际工作已进入到了第4代遗传技术——转基因动物水平的研究。
后来，姚开泰又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鼻咽癌发病的分子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资助金额50万元，学校也拿出50万元对等资助，并且都已先后到位。李桂源教授也拿到了“863计划”分题，曹亚教授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课题。这样，从经费看日子就好过些，但验机点难度不小。目前，应主要解决鼻咽癌癌变——癌前期变化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问题。可就是拿不到鼻咽癌癌前变的标本。这里不仅找不到癌前变标本，一旦发现鼻咽部有问题，也就是鼻咽癌晚期了。问题更在于某些临床专家根本不承认临床上又这个病变，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即设计将人胚鼻咽部移植到动物——一种严重联合免疫缺陷性小鼠身上，再从这里做诱癌实验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实验。可喜的是，正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黎忠魁博士和博士生凌建华在姚开泰教授的指导下，已分别初步拿到了人和鼠的鼻咽部组织特异性基因片断，但目标是要克隆整个基因——全长序列，工作还正在进行中。
姚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研究鼻咽癌的发病过程，尚需着眼于未来。”前不久，在湖南医科大学获得学位的徐仁和博士，从国外向老师推荐了一种颇有实验前途的动物——爪蟾。他们已把这种非洲“蛙”引种、繁殖过去了，并于徐仁和合作正在观察基因对发育分化的影响，即将注入爪蟾晚期胚胎，观察其结果，以建立一套研究基因功能的方法，以便从整体研究基因的活动，“积以时日，我们就可望诱一席之地了。”
说到这里，姚开泰教授对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国家对80岁以上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可我还有10多年的工作，我还得创造条件，争取多做些工作，并且要做得更好些。”
如今，姚开泰按理是该休息、享享儿孙福了。可他心里想得仍然是
淡泊明智虔事业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姚开泰比父辈们多了几分幸运，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曾经走过一段坎坷路。
1931年春，他出生誉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新中国成立那年，他进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3年他又来到中山医学院病理研究所高级师讯班学习一年。1954年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1956年调来湖南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任教。他以“勤奋+聪慧”的禀赋，学生时代就掌握了英、俄、德、三门外语；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日文、法文。在专业上，他是一个多面手，病理生理学、实验肿瘤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数理统计学、实验设计等样样熟悉，很早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但未料到，1958年的一夜之间他却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屡遭批判，而且最让人痛苦的是失去了追求事业的自由。 不久，当他被安排搞实验肿瘤研究，并干出了可喜的成绩时，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他才重新加入实验肿瘤中来。这时，他的美好年华已耗去了一大段。但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环境，决意奖后半辈子献身于攻克鼻咽癌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开泰如鱼得水，不仅在事业上突飞猛进，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尽管他遭受过种种委屈，但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信仰未变。1982年，他参加美国举行的第13届国际肿瘤会议时，见主席台插有国民党国旗，便立即退出了会场，并当即通过领队向会议主持人进行了严正交涉。后来，会议主持人对他们表示歉意并卸下了国民党国旗，他才重新回到会场，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
1983年6月，姚开泰荣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地夙愿。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追求事业的步子迈得更紧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深了。1990年，他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在学术上他登上了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部学部委员，后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他又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一位名人说过：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奋斗中才能实现。姚开泰正是在几十年不懈的攻克癌症的奋斗中发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他为社会奉献了一项项科研成果，也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淡泊明志的高尚品格。当他们完成的《人胚鼻咽上皮细胞的培养、化学转化及鼻咽癌恶性转化基因的克隆》荣获199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DNase-1敏感区在人类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上的定位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他却谦逊地说：“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地工作。”“我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全中国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中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每念及此如坐针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唯有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为振兴中华，发展我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微薄的力量。”
白首青云志
1987年，英国克隆羊多利诞生后，有人问姚开泰教授：“克隆羊技术对肿瘤有何意义？”并想请他写篇文章。克隆羊的实质是核移植技术。他打开信息高速公路，虽然很少看到者方面的资料，但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多年前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学者曾经用豹蛙做了颇有意义的实验：他将因疱疹病毒引发的肾细胞癌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受精卵中，结果发育成了蝌蚪，但长不大，不久就死了。这个实验尽管未能继续做下去，但却说明了癌细胞可以逆转，只是这个逆转受到了限制，因为癌细胞毕竟不同于正常细胞。姚教授从这里得到了启示：恶性细胞可以逆转，其原因何在？活化的卵细胞换了个核，肯定是细胞质中的因素在影响移植进去的核，使其逆转的，能不能把这些因素弄清楚，进一步把他们分离 出来呢？这正是姚开泰教授克癌攻坚战中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1994年，姚开泰亲手筹建了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原来就是要联合有关单位研究发育与肿瘤的，但由于起步晚等多方面原因，申请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单独搞了个“卫生部癌变原理实验室”,开展分子水平的研究。肿瘤方面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有2个，一个是搞食管癌研究的，一个是搞肝癌研究的，姚开泰则从基础入手研究鼻咽癌。姚教授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在苦苦挣扎，建室三年多了，卫生部才投资8万元;学校花了40万元总算为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解决了10个工作人员，还每年投入一万元的运作经行费，其他的就得靠自己去申请课题搞经费了。现在实行课题负责制，谁申请到了经费谁用。我国目前的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太少，要求又高，这是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做法，令我们困难重重，1997年我们就没钱使用。”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遇上了更多的困惑。可两鬓斑白的姚开泰风采依旧，他不畏困难，为了事业还要不息奋斗。
2000年6月中旬，姚开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八界EB病毒与肿瘤国际学术大会时，专门与卡路林大学的EB病毒与肿瘤专家Geoge Klein博士作了一番讨论。Geoge Klein博士认为：近20年来，全世界在鼻咽癌方面的进展不大，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动物模型，二是不易得到癌变不同阶段的细胞系。其实，这些正是姚开泰早就在进行的课题。
1999年，几经努力肿瘤研究所再次申请到了CMB课题，姚开泰拿了个分题：“转基因动物模型”研究，获资助金额7万多美元。尽管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但很有意义，因为实际工作已进入到了第4代遗传技术——转基因动物水平的研究。
后来，姚开泰又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鼻咽癌发病的分子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资助金额50万元，学校也拿出50万元对等资助，并且都已先后到位。李桂源教授也拿到了“863计划”分题，曹亚教授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课题。这样，从经费看日子就好过些，但验机点难度不小。目前，应主要解决鼻咽癌癌变——癌前期变化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问题。可就是拿不到鼻咽癌癌前变的标本。这里不仅找不到癌前变标本，一旦发现鼻咽部有问题，也就是鼻咽癌晚期了。问题更在于某些临床专家根本不承认临床上又这个病变，因此合作的难度很大。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即设计将人胚鼻咽部移植到动物——一种严重联合免疫缺陷性小鼠身上，再从这里做诱癌实验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实验。可喜的是，正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黎忠魁博士和博士生凌建华在姚开泰教授的指导下，已分别初步拿到了人和鼠的鼻咽部组织特异性基因片断，但目标是要克隆整个基因——全长序列，工作还正在进行中。
姚教授对他的学生说：“研究鼻咽癌的发病过程，尚需着眼于未来。”前不久，在湖南医科大学获得学位的徐仁和博士，从国外向老师推荐了一种颇有实验前途的动物——爪蟾。他们已把这种非洲“蛙”引种、繁殖过去了，并于徐仁和合作正在观察基因对发育分化的影响，即将注入爪蟾晚期胚胎，观察其结果，以建立一套研究基因功能的方法，以便从整体研究基因的活动，“积以时日，我们就可望诱一席之地了。”
说到这里，姚开泰教授对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国家对80岁以上的院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可我还有10多年的工作，我还得创造条件，争取多做些工作，并且要做得更好些。”
如今，姚开泰按理是该休息、享享儿孙福了。可他心里想得仍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