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1909年法国人希伯和把从敦煌莫高窟王道士手中骗走的6000余卷敦煌遗书走私到巴黎后，把留下的极少的一部分，如《老子化胡经》和隶古定本《尚书》等，带到北京六国饭店，展示给北京文化界名流罗振玉、王仁俊、蒋斧和董康等人看。
　　一见那些极其罕见的中古时代的经卷和文书，罗振玉、王仁俊等人大为吃惊。罗振玉是京都著名的国学大师和语言文字学家，一看便知那些文物的价值。他立刻上报清政府学部，呼吁政府赶紧采取措施保护残存的敦煌遗书。
　　1909年8月22日，学部左丞乔树楠下令，命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文物。同时拨银6000两给敦煌县令陈藩，令其征集流散于当地的敦煌遗书。转年，1910年，清政府又命新疆巡抚何彦升把发现于藏经洞的敦煌遗书全部押解到京。
　　1910年三四月间，押运敦煌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按照清规，那车队应当直接赶进清政府学部大院，押运官傅某直接向学部官员复命才是。没想到押运官胆大包天，应其上司要求，暗把车队悄悄地赶进何震彝的私宅。
　　何震彝乃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此人12岁能诗，25岁中进士，官任内阁中书，嗜书如命。不知是否早有预谋，敦煌遗书一到，何震彝立刻叫来岳父李盛铎，李盛铎又叫来自家亲家刘廷琛以及好友方尔谦，四人藏于密室仔细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然后各取所需。结果，8000余卷敦煌遗书，千辛万苦地到了京都，又被官员们截留了不少。刘廷琛官任学部副大臣；李盛铎时任顺天府府丞，而且是当时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因此，他们留下的敦煌遗书，大多是精品。
　　事后，何震彝等人窃取敦煌遗书的丑行败露。罗振玉在其校印的《鸣沙石室佚书》序言中，曾愤怒地揭露了何震彝、李盛铎等人偷窃敦煌遗书的行为。清政府学部侍郎宝熙当时曾经上章参奏过这一弊案，后因爆发武昌起义，清王朝摇摇欲坠，清朝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窃书案不了了之。
　　李盛铎、方尔谦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们手里的部分敦煌遗书随之来到津城。后来，那些敦煌遗书流散于天津市面，其中一部分被津门收藏家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
　　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退休老馆长云希正介绍说，天津博物馆藏敦煌遗书350卷，其中256卷来自周叔弢的捐献。周叔弢捐献的敦煌遗书里，不少卷子卷面上落有李盛铎的鉴赏印，可以证明是出自李盛铎之手。
　　周叔弢是中国民族实业家，也是著名中国古籍收藏家，他将自家经营企业所得，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文物图书，藏书量多达4万余册。敦煌遗书屡遭外族劫掠的事情早有报道，周叔弢闻之怒不可遏，从此，但凡敦煌遗书，他见一件买一件，唯恐国宝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请专业人员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遗书定制纸盒，一卷一盒，装好后藏进一个特制的木箱里，再不转手。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曾经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文革”时周叔弢受到冲击。红卫兵横扫“四旧”时，抄家抄到周家时，周叔弢深怕他所珍藏的敦煌遗书遭遇不幸，极力地说服那些红卫兵，使得这些敦煌遗书幸免于难，被送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大量的文物清退给周叔弢。周叔弢这时提出愿把包括256件敦煌遗书在内的1262件文物、9196册古籍善本，无偿捐献给国家。周叔弢的好友张叔诚，在周叔弢的带动下，也向国家提出了无偿捐献文物的要求。张叔诚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献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遗书，其中有的印着方尔谦的鉴赏印。
　　1981年3月，天津市政府隆重召开表彰大会，市长胡启立同志讲话，高度赞扬周叔弢、张叔诚两位先生的爱国义举。表彰大会结束后，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被市政府划拨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该馆过去藏有一些从古籍书店、文物市场等处零星征集的敦煌遗书，两者相加，数量达到了350卷。
　　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不仅保存完好，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而且特别珍贵的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注有年款和出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包括过去从京师图书馆移交过来的敦煌遗书上万件，可惜大多是残卷。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6月，专门影印出版了一部七本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2004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两家合并组建成天津博物馆，后者所藏敦煌遗书自然归并到天津博物馆名下。
　　落在津城的敦煌遗书中，除大量佛经外，还有俗文学、文书、民族文字和道教的一些经卷。据说在对佛学、对古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上，这些敦煌遗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