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纪五
占领会场周围制高点，也将机枪架起，保卫会场。两军对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姜纪五临危不惧，坦然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愤怒地揭露了敌顽制造磨擦，企图挑起内战，投降日军的罪恶阴谋。号召全县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1940年1月，日军纠集平汉和正太路沿线之敌数千人，分兵十二路，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元氏、井陉、获鹿、赞皇等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元氏县政府与元氏抗日游击大队、八路军独立支队二大队的部分战士，及井陉、获鹿、平定等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定县的雁过口村被包围。姜纪五和独支二大队政委张国传一边命令元氏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阻击敌人，一边指挥独支二大队的部分战士掩护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突围，三中队长智中庭和23名战士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全部牺牲。战斗异常激烈，姜纪五向警卫员张兰瑞问道：“你的枪是干什么的？”张随即回答：“打击敌人，保护首长！”姜纪五严肃地说：“对！但要留下一颗子弹。必要时给我一枪，我决不当敌人的俘虏。”这次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进行了八天八夜。他们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冀西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在敌人残酷围剿期间，姜纪五带领干部、战士，群众，顶风冒雪，与敌人四处周旋。白天爬山越岭，夜宿沟旁崖下，多次打退围剿追击之敌，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2月，姜纪五奉命调离元氏。先后在冀南一专区、冀西抗日中学、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晋冀鲁豫边区税务局、太行一分区敌工站、太行一分区前方办事处（石门城委会）、太行区一地委城工部等政府机关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频繁调动，参加了两次党内整风运动，曾受到党组织的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但都能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不论职务高低，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1946年初，国共两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同年召开民国制宪国大。2月，作为中共代表姜纪五当选国大代表。后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中共断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大会。1947年，姜纪五调任太行行署工作。先后任太行行署第三专署（长治专区）专员、太行行署民政处处长。在三专署任职期间，他坚决执行行署颁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辖区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村大生产运动。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抽调各级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县、乡、队。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动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对地主展开清算斗争。把清算出的大量财物和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坚持以农业发展为主，副业相结合的生产互助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选种、育种与种籽交换运动。推广“金皇后玉茭”与“一六九小麦”技术，提高土地耕种效率。就各县自然环境的不同，分别发展养蚕、养蜂、采药、熬硝、烧砖等生产。要求家家养鸡，村村养猪。逐步发展纺毛、煤铁、造纸，运输业的多种经营，有利的支援了我军战略大反攻。
姜纪五在三专署当专员时，险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长治地区是百年来统领晋东南三州(潞、泽、沁)的重要城镇，国共两党都把长治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在长治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秘密组建了“建华通讯社长治组”， 军统干将赵国顺为组长。“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直属国民党军统领导，是国民党留在长治地区的反共别动队，也叫反共先遣军，主要任务是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机密情报，尤其是驻军活动动向，有计划地暗杀共产党党政机关的首长，破坏晋冀鲁豫边区兵工厂军备生产。赵国顺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攻，制定了近期活动任务是杀害三专署姜纪五专员，破坏342兵工厂(即现在的淮海机械厂)。为了完成任务，赵国顺主动接触太行三专署炊事员张建国，多次请张吃饭喝酒，非常热情，并经常给张一些小恩小惠。1948年8月，赵国顺对张建国说：“老朋友，国民党很快就要反攻了，你要为你的前途想想呀。我给你一点毒药，你寻机把它放到姜纪五的饭里，事成后先给你一大笔奖金。待国民党一反攻，你就可以做官了。当个区长、县长的．还怕发不了财” ？张建国回家后彻夜难眠，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把此事向三地委书记王谦作了交待。三专署马上责令长治市委、市公安局展开调查，限期破案。1948年10月10日，公安局全面收网展开抓捕，除两人闻风逃跑外，其余人员全部落网。在赵国顺家的暗室内搜出毒药、大量枪支、子弹，委任状及无线电发报机等罪证。破案后，太行区党委给予高度评价：“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的破获，等于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
1949年8月，姜纪五调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厅长。在平原省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抓好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种植业的生产，他走遍了全省各县的农村广大地区。深入最贫困的山区农村进行调查，正确分析农村基本情况，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省农村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他还坚持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的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1953年3月姜纪五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
1954年11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此时正是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所的创建时期，他积极认真学习《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精神，认识到党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从各方面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条件，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团结科学家，为科学家服务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当时植物研究所的所长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民主党派人士钱崇澍先生，姜纪五对钱崇澍所长很尊重。他在所务会议上讲，“民主党派也要有职有权，不能人家有职没有权，这个不行”。以后，凡是应该由所长签字决定的事，都要经钱老同意后才能执行。在完善植物研究所的学科发展、机构设置上姜纪五花费了大量心血。从1954年到1964年，他和当时的所领导积极实施科学家的调入或聘请政策，使植物所由一个分类研究所发展到包括植物分类、古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标本、植物细胞学、植物化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
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植物所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保护所内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冒着政治风险，向院党组坦言对他们应该采取保护政策。他在所内反右动员大会上讲：“你们有什么冤向我提，有什么苦向我诉”。会后他又找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分别谈话，告诫他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可别向党进攻”！。使所内一些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基本上都得到了保护。
1961年，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中“各所必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委员会负责制”,要围绕着“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的精神，姜纪五书记和所内其他领导积极贯彻执行，确定了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各自的职能，明确了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任务并建立了考核标准，制定了提拔、奖励干部的“多途径、多标准”的政策，以调动所内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在大力培养年轻科研干部，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方面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把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介绍入党。这些同志事业心强，业务熟悉，积极要求进步。但他们中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复杂”，有的甚至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核心人物有所谓“某种关系”，因此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风险，但他坚决地说：“为了国家利益、党的事业，我不怕担风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
1940年1月，日军纠集平汉和正太路沿线之敌数千人，分兵十二路，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元氏、井陉、获鹿、赞皇等县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元氏县政府与元氏抗日游击大队、八路军独立支队二大队的部分战士，及井陉、获鹿、平定等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定县的雁过口村被包围。姜纪五和独支二大队政委张国传一边命令元氏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阻击敌人，一边指挥独支二大队的部分战士掩护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突围，三中队长智中庭和23名战士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全部牺牲。战斗异常激烈，姜纪五向警卫员张兰瑞问道：“你的枪是干什么的？”张随即回答：“打击敌人，保护首长！”姜纪五严肃地说：“对！但要留下一颗子弹。必要时给我一枪，我决不当敌人的俘虏。”这次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进行了八天八夜。他们所到之处，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冀西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在敌人残酷围剿期间，姜纪五带领干部、战士，群众，顶风冒雪，与敌人四处周旋。白天爬山越岭，夜宿沟旁崖下，多次打退围剿追击之敌，保护了广大干部、群众，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2月，姜纪五奉命调离元氏。先后在冀南一专区、冀西抗日中学、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晋冀鲁豫边区税务局、太行一分区敌工站、太行一分区前方办事处（石门城委会）、太行区一地委城工部等政府机关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频繁调动，参加了两次党内整风运动，曾受到党组织的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但都能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不论职务高低，都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1946年初，国共两党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同年召开民国制宪国大。2月，作为中共代表姜纪五当选国大代表。后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中共断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大会。1947年，姜纪五调任太行行署工作。先后任太行行署第三专署（长治专区）专员、太行行署民政处处长。在三专署任职期间，他坚决执行行署颁发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辖区内开展土地改革和农村大生产运动。在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抽调各级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各县、乡、队。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发动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对地主展开清算斗争。把清算出的大量财物和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经过土改，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贫雇农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坚持以农业发展为主，副业相结合的生产互助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选种、育种与种籽交换运动。推广“金皇后玉茭”与“一六九小麦”技术，提高土地耕种效率。就各县自然环境的不同，分别发展养蚕、养蜂、采药、熬硝、烧砖等生产。要求家家养鸡，村村养猪。逐步发展纺毛、煤铁、造纸，运输业的多种经营，有利的支援了我军战略大反攻。
姜纪五在三专署当专员时，险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长治地区是百年来统领晋东南三州(潞、泽、沁)的重要城镇，国共两党都把长治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在长治地区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秘密组建了“建华通讯社长治组”， 军统干将赵国顺为组长。“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直属国民党军统领导，是国民党留在长治地区的反共别动队，也叫反共先遣军，主要任务是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机密情报，尤其是驻军活动动向，有计划地暗杀共产党党政机关的首长，破坏晋冀鲁豫边区兵工厂军备生产。赵国顺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反攻，制定了近期活动任务是杀害三专署姜纪五专员，破坏342兵工厂(即现在的淮海机械厂)。为了完成任务，赵国顺主动接触太行三专署炊事员张建国，多次请张吃饭喝酒，非常热情，并经常给张一些小恩小惠。1948年8月，赵国顺对张建国说：“老朋友，国民党很快就要反攻了，你要为你的前途想想呀。我给你一点毒药，你寻机把它放到姜纪五的饭里，事成后先给你一大笔奖金。待国民党一反攻，你就可以做官了。当个区长、县长的．还怕发不了财” ？张建国回家后彻夜难眠，越想越怕，第二天就把此事向三地委书记王谦作了交待。三专署马上责令长治市委、市公安局展开调查，限期破案。1948年10月10日，公安局全面收网展开抓捕，除两人闻风逃跑外，其余人员全部落网。在赵国顺家的暗室内搜出毒药、大量枪支、子弹，委任状及无线电发报机等罪证。破案后，太行区党委给予高度评价：“建华通讯社长治组”的破获，等于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
1949年8月，姜纪五调任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厅长。在平原省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抓好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种植业的生产，他走遍了全省各县的农村广大地区。深入最贫困的山区农村进行调查，正确分析农村基本情况，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省农村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他还坚持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全省的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1953年3月姜纪五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
1954年11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此时正是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所的创建时期，他积极认真学习《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的批示精神，认识到党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从各方面为科研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条件，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科学家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团结科学家，为科学家服务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当时植物研究所的所长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民主党派人士钱崇澍先生，姜纪五对钱崇澍所长很尊重。他在所务会议上讲，“民主党派也要有职有权，不能人家有职没有权，这个不行”。以后，凡是应该由所长签字决定的事，都要经钱老同意后才能执行。在完善植物研究所的学科发展、机构设置上姜纪五花费了大量心血。从1954年到1964年，他和当时的所领导积极实施科学家的调入或聘请政策，使植物所由一个分类研究所发展到包括植物分类、古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标本、植物细胞学、植物化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
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植物所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保护所内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冒着政治风险，向院党组坦言对他们应该采取保护政策。他在所内反右动员大会上讲：“你们有什么冤向我提，有什么苦向我诉”。会后他又找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分别谈话，告诫他们“有意见可以向我提，可别向党进攻”！。使所内一些有过激言论的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基本上都得到了保护。
1961年，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中“各所必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委员会负责制”,要围绕着“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的精神，姜纪五书记和所内其他领导积极贯彻执行，确定了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各自的职能，明确了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任务并建立了考核标准，制定了提拔、奖励干部的“多途径、多标准”的政策，以调动所内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在大力培养年轻科研干部，扩大科研工作队伍方面他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把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介绍入党。这些同志事业心强，业务熟悉，积极要求进步。但他们中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复杂”，有的甚至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核心人物有所谓“某种关系”，因此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风险，但他坚决地说：“为了国家利益、党的事业，我不怕担风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十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