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在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10年中，他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他从事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的活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因而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他的女儿专门写信给他，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他回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寥寥数语，足见这位九旬老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潘菽这种高度的事业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国心理学界广为传颂，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界的圣人”和“一面旗帜”。正当他辛勤研究不断取得成果时，因患脑溢血病故，从而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时年91岁。潘菽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0余年，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

潘菽-教育贡献

　　潘菽从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执教30年，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潘菽的知识渊博而扎实。在大学里他曾讲授过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理论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史等十余门主要的心理学课程。他讲课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照本宣科，而总是自编讲义。他所写的讲义和其他著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学生都感到，潘菽的讲课内容新鲜丰富而深刻。他口才并不流利，也不善言辞，但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朴实无华的风格，丰实深刻的思想和深入浅出的讲授，都使同学们获益甚多。　
　　潘菽的教学态度一向是极为认真的。中央大学心理系有的班级只有一两个学生，但他同样认真备课和讲解。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一个学生缺了一堂课，也没有参加做实验，事后抄了一份实验报告交给了他。他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学生，并单独给这位学生补了课。几十年以后，当这位老学生想起此事时还由衷地钦佩潘菽严肃负责的教风。　
　　潘菽很讲究教学方法。他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注重启发，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讲授心理学史课时，常常先把问题分给学生，分别指定参考书目和阅读的页数，让学生分头准备。上课时先由学生讲，然后自己做总结。这种教学方法，既使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知识，又锻炼了他们独立学习的能力。他既教书又育人，经常以自己的新鲜进步思想滋润青年们的心田。平时他言语不多，但处处为人表率，身教重于言教，影响学生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人态度和蔼可亲，作风平易近人，从不摆老师和学者的架子，很有忠厚长者的风度。正因为这样，学生有问题、有困难都爱找他说，平时也很喜欢到他的宿舍谈心，甚至请他当证婚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潘菽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提出过许多进步的、正确的教育主张。他的一个重要主 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应走自己的道路，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对模仿和照搬外国的一套。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动学校”等主张，并亲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潘菽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支持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聘为该社研究主任，兼中华职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潘菽不仅注重言传身教，而且还提出要注意“物教”的主张。他认为“环境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无不注意环境的选择和安排”。他的这种主张是有心理学的科学依据的。

潘菽-人物评价

　　一、潘菽-“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带路人”
　　潘菽是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杰出代表。由于他的渊博学识，特别是他的高尚人格，他在我国心理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筹建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过程中，他作为筹备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一直是我国心理学队伍和心理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潘菽一向最为关注的是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毕生一直在探索改革旧心理学和建立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途径。他对于发展我国心理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这就是：我国心理学必须走我们自己的路，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并且是一贯的。早在30年代，他针对我国学术上的“买办制度”和“全盘西化”的论调，曾连续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关于学术中国化的主张，呼吁学术独立。在心理学上则一贯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的心理学，极力倡导开展切合我国实际、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研究。70年代末，当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之后，他更加明确而坚定地一再向全国心理学界强调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心理学必须加紧改革和改造，提高科学性，建立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心理学。晚年，他根据西方传统心理学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国心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四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发展我国心理学的四条主要途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科学心理学的命根子；二是要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以求能为此更好的服务；三是要有分辨地继承我国古代可贵的心理学思想，以发扬国光，古为今用；四是要有批判地吸收外国心理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博采众长，洋为中用。我国心理学者从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已逐步认识到潘菽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并把它视为发展我国心理学的纲领。这是他为我国心理学所做出的带有根本意义的贡献。　
　　为了贯彻他所坚持的这一主张，他在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多年中，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组织领导工作。从制订长期规划到组织全国协作研究，从国内协作到国际交流，从科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