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回国。他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土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十六部。
　　主要研究领域：
　　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

【个人简历】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访问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
　　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开设课程】

　　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学术成果】

　　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省部级领导参阅,迄今已发行500多期。
　　胡鞍钢教授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胡鞍钢同志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截止到2003年9月，他已正式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其中个人专著9部，作为第一作者的合著20部；在海外出版中文版8部、英文版6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近200篇;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摘发的国情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若干份。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中国发展前景》、《中国挑战腐败》、《中国战略构想》、《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中国大战略》、《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透视SARS: 健康与发展》等。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教授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
　　1980年代中国的财税制度偏向于地方，中央财税比例较低。财政界在19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分税制以提高中央财税比例的方法，但当时认为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没人把分税制当回事。1991年朱镕基担任副总理，试图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窘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胡鞍钢等人推出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了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方案，报告通过胡鞍钢以“奏折”形式递到上峰。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直接影响1994年1月1日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根据童大焕的《被分税制改变的中国》一文介绍，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分税制导致中国的政府行政成本世界最高的，中国的税收成本也是世界最高。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分税制把财力向中央集中，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于是地方政府便：
　　1、地方政府就上行下效，层层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镇，最后负担由农民承担。其结果是，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2、地方政府不得不卖地为生，造成房价高企。分税制改革还间接催生了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
　　3、基层政府通过 “搭车收费”将压力往农民身上转移，由于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说，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三农问题。但是比较滑稽的是，胡鞍钢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三农、四农专家！
　　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元气大伤。很多农民朋友将农村教育的高成本和经济的崩溃归罪于地方政府，其实最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胡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