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言
他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获国家科委和国家农委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奖，1987年因东亚大气环流研究（与叶笃正院士等合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之暴雨》研究获199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由于成就突出，他于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
“要抓住问题”，他用自己一生践行着这个原则。在6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从国家之所急出发，抓住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问题进行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叶笃正院士合作，共同研究了东亚大气环流。当时对冬季寒潮的预报深深地困扰着广大预报员，他从北半球大气环流出发，提出影响我国的寒潮主要有三条路径；60年代，他看到卫星云图已在发达国家用于天气预报，率领学生开展了卫星气象学研究，总结出一套卫星云图应用方法推广到全国；70年代，他对暴雨以及中小尺度系统的天气学特征及动力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80年代后，他牵头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季风研究，使我国在季风研究方面跨进世界先进行列。
1950年3月，由涂长望、赵九章提议，中央气象局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一起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该中心是现国家气象中心的前身。陶诗言任中心副主任，预报中心每天都向国内和朝鲜前线发出短期和中期预报，并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的宝贵经验，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以后，我国开展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攻关和试验。从1963年到1967年，他多次为这些国防科学技术的试验提供了准确的气象保障。由于他在天气预报上的突出贡献，1956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60年代末，为填补气象卫星云图应用于日常的天气预报业务这项国内空白，陶先生着手研制卫星云图的接收设备，编纂了《中国卫星云图使用手册》。他还利用卫星云图发展了一套识别天气系统的方法，特别是预报台风发生、发展的方法，至今还为广大气象台站所使用。
治学：重在“为我所用”
在做预报、搞科研的过程中，陶诗言培养了大批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一些省市气象局、台的负责人。今天，86岁高龄的陶先生依然带着两名博士生。他敏锐的科研视角，卓越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在学生眼里，他对科研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从来不对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但他会常常主动谈起某篇论文、某个作者、某个报告里特别具体的地方，使学生在看似不经意的交流中得到启发。
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东西你去看它，要从自己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来。读书，不是为读而读。比如看文献，有的是思想方法新奇，有的是文笔优美；有时甚至通篇看完，你认为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但或许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精彩，有一幅图比较独特，这都是可取之处。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不足，都不应该妨碍你去欣赏它并从中获取所需。
读书还需要的另一种眼光就是找不足，要看它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去完善它；如果看出了不对，要敢于质疑。“在先生带我的三年里，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这个四个字：为我所用。”张小玲，他的1998级博士生说。“除了在大方向上对学生的把握，他还纠正小的偏差。当先生将我看过的原版文献返给我时，我惊讶地发现，上面用笔密密麻麻地做满了记号。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前天问我的一篇论文，我回家又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换个词更好些。”
“刚读陶先生的博士生时，听到有人问：‘先生事务这么多，有精力管你们吗？再说了，先生年龄这么大了，还能教出多少新东西呢？’然而三年时间过去，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太多了。他一直在跟踪国际前沿课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中科院大气所工作的卫捷坦率地说。在陶先生眼里，搞科研是不能停止接触新东西的，因为一个人只有看到的、听到的，是最新最前沿的，才能想到、说出、做出最前沿最有用的来。止步不前无异于科研生命的终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先生掌握英、日、德、俄四种语言，早在嘉兴一中上学时的数学、物理课本就是英文教材，另外几门外语则全靠自学而来应该说，深厚的外文基础给他获取国际前沿知识以极大的帮助。但他认为，掌握外语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更新，是学以致用。因此回顾一生，他否认自己是“关在房间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人”。
四季的交响
音乐、小说、足球和白开水
上午九点，陶先生家的客厅。窗子朝东，先生家的窗帘拉到了最大，很严实地挡住了夏日的阳光，也挡住了一切的喧嚣。窗外的汽车、人流，高耸入云的广告牌，虽近在咫尺，犹似远在天边。在先生营造的如此静谥的一方天地里，我试图走进这位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科技兴衰沉浮，伴随着气象事业的风风雨雨，屹立于大气物理学的浪尖潮头86岁高龄的智者心灵。
满眼是完全的朴素。房子是1989年搬进来的旧房子，地面是城里居民家中如今很难见到的“原装”水泥地。在客厅旁的卧室门上挂着竹帘，应该说，这是在南方农村很常见的竹帘。而客厅，似乎叫书房来得更确切，三只装得严严实实的书柜，俨然占了半壁江山。书，是清一色的专业书，颜色和书柜、沙发、家具一样，透着厚重的气息。然而在这样持重的颜色里，却有一小片耀眼的金黄，鲜艳、跳跃的金黄，点缀着书架的一角。它们是《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
音乐，是陶先生唯一收藏的“闲书”。除了架上繁多的音乐家传记，还有整箱整箱的VCD，有关于音乐家生平介绍的，更多的是音乐家们各个时期的作品，有他钟爱的贝多芬交响乐，从第一到第九，成套收藏。工作之余，先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这些古典音乐中，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几至物我两忘。然而对音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97年，那一年相伴40多年的老伴离世，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听音乐，拼命地跑图书城看书，让心中的痛苦平息。
先生的家离海淀图书城不远，很多年前他就养成了逛图书城的习惯，遇到喜欢的，就一本本地买回家，所有的好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然后共同的结局就是换了主人——插在了别人家的书架上。对此他解释说，我不搞文学研究，书存在我这儿浪费，不如送人。而他爱看武侠小说，也是在中科院出了名的。“陶老，最近手头可有好书？”就是单位里一位熟人和他见面的问候语。常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北京晚报》。年过八十的他，就这样保持一颗年轻、敏感、跳跃的心。
“足球我喜欢。”要不是亲耳聆听，谁会相信这话是从陶先生嘴里说出的呢。“小学时我就在家门口的体育场踢足球，中学时还是校队的右前锋。”提起这些，老人的眼神都显得年轻起来。他说，大学时来到重庆，没有足球场，当时觉得好遗憾。“现在我早踢不动了，但是电视转播赛，像欧洲杯、世界杯，只要时间排得开，我一定一场不落。”
5时即起，多年如此，老人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9点停止手头工作，看看报，9：30准时就寝。“我只喝白开水”。先生一辈子不嗜烟酒，连茶叶都不用。受其影响，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儿媳也爱上了白开水，家里的茶叶只能用来送人。
简单即最好。老人眼里的物质生活，
“要抓住问题”，他用自己一生践行着这个原则。在60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从国家之所急出发，抓住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问题进行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他和叶笃正院士合作，共同研究了东亚大气环流。当时对冬季寒潮的预报深深地困扰着广大预报员，他从北半球大气环流出发，提出影响我国的寒潮主要有三条路径；60年代，他看到卫星云图已在发达国家用于天气预报，率领学生开展了卫星气象学研究，总结出一套卫星云图应用方法推广到全国；70年代，他对暴雨以及中小尺度系统的天气学特征及动力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80年代后，他牵头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季风研究，使我国在季风研究方面跨进世界先进行列。
1950年3月，由涂长望、赵九章提议，中央气象局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一起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该中心是现国家气象中心的前身。陶诗言任中心副主任，预报中心每天都向国内和朝鲜前线发出短期和中期预报，并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和东亚地区天气分析和预报方法的宝贵经验，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以后，我国开展了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攻关和试验。从1963年到1967年，他多次为这些国防科学技术的试验提供了准确的气象保障。由于他在天气预报上的突出贡献，1956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60年代末，为填补气象卫星云图应用于日常的天气预报业务这项国内空白，陶先生着手研制卫星云图的接收设备，编纂了《中国卫星云图使用手册》。他还利用卫星云图发展了一套识别天气系统的方法，特别是预报台风发生、发展的方法，至今还为广大气象台站所使用。
治学：重在“为我所用”
在做预报、搞科研的过程中，陶诗言培养了大批青年业务骨干，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一些省市气象局、台的负责人。今天，86岁高龄的陶先生依然带着两名博士生。他敏锐的科研视角，卓越的洞察力和领悟力，像空气一样，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在学生眼里，他对科研的好奇心，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从来不对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但他会常常主动谈起某篇论文、某个作者、某个报告里特别具体的地方，使学生在看似不经意的交流中得到启发。
他常对学生说，一个东西你去看它，要从自己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来。读书，不是为读而读。比如看文献，有的是思想方法新奇，有的是文笔优美；有时甚至通篇看完，你认为这个推论是不成立的，但或许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精彩，有一幅图比较独特，这都是可取之处。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不足，都不应该妨碍你去欣赏它并从中获取所需。
读书还需要的另一种眼光就是找不足，要看它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你应该怎么去完善它；如果看出了不对，要敢于质疑。“在先生带我的三年里，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这个四个字：为我所用。”张小玲，他的1998级博士生说。“除了在大方向上对学生的把握，他还纠正小的偏差。当先生将我看过的原版文献返给我时，我惊讶地发现，上面用笔密密麻麻地做满了记号。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前天问我的一篇论文，我回家又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换个词更好些。”
“刚读陶先生的博士生时，听到有人问：‘先生事务这么多，有精力管你们吗？再说了，先生年龄这么大了，还能教出多少新东西呢？’然而三年时间过去，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太多了。他一直在跟踪国际前沿课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中科院大气所工作的卫捷坦率地说。在陶先生眼里，搞科研是不能停止接触新东西的，因为一个人只有看到的、听到的，是最新最前沿的，才能想到、说出、做出最前沿最有用的来。止步不前无异于科研生命的终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先生掌握英、日、德、俄四种语言，早在嘉兴一中上学时的数学、物理课本就是英文教材，另外几门外语则全靠自学而来应该说，深厚的外文基础给他获取国际前沿知识以极大的帮助。但他认为，掌握外语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更新，是学以致用。因此回顾一生，他否认自己是“关在房间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人”。
四季的交响
音乐、小说、足球和白开水
上午九点，陶先生家的客厅。窗子朝东，先生家的窗帘拉到了最大，很严实地挡住了夏日的阳光，也挡住了一切的喧嚣。窗外的汽车、人流，高耸入云的广告牌，虽近在咫尺，犹似远在天边。在先生营造的如此静谥的一方天地里，我试图走进这位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科技兴衰沉浮，伴随着气象事业的风风雨雨，屹立于大气物理学的浪尖潮头86岁高龄的智者心灵。
满眼是完全的朴素。房子是1989年搬进来的旧房子，地面是城里居民家中如今很难见到的“原装”水泥地。在客厅旁的卧室门上挂着竹帘，应该说，这是在南方农村很常见的竹帘。而客厅，似乎叫书房来得更确切，三只装得严严实实的书柜，俨然占了半壁江山。书，是清一色的专业书，颜色和书柜、沙发、家具一样，透着厚重的气息。然而在这样持重的颜色里，却有一小片耀眼的金黄，鲜艳、跳跃的金黄，点缀着书架的一角。它们是《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
音乐，是陶先生唯一收藏的“闲书”。除了架上繁多的音乐家传记，还有整箱整箱的VCD，有关于音乐家生平介绍的，更多的是音乐家们各个时期的作品，有他钟爱的贝多芬交响乐，从第一到第九，成套收藏。工作之余，先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将自己沉浸在这些古典音乐中，听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几至物我两忘。然而对音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1997年，那一年相伴40多年的老伴离世，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听音乐，拼命地跑图书城看书，让心中的痛苦平息。
先生的家离海淀图书城不远，很多年前他就养成了逛图书城的习惯，遇到喜欢的，就一本本地买回家，所有的好书都是一口气读完，然后共同的结局就是换了主人——插在了别人家的书架上。对此他解释说，我不搞文学研究，书存在我这儿浪费，不如送人。而他爱看武侠小说，也是在中科院出了名的。“陶老，最近手头可有好书？”就是单位里一位熟人和他见面的问候语。常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北京晚报》。年过八十的他，就这样保持一颗年轻、敏感、跳跃的心。
“足球我喜欢。”要不是亲耳聆听，谁会相信这话是从陶先生嘴里说出的呢。“小学时我就在家门口的体育场踢足球，中学时还是校队的右前锋。”提起这些，老人的眼神都显得年轻起来。他说，大学时来到重庆，没有足球场，当时觉得好遗憾。“现在我早踢不动了，但是电视转播赛，像欧洲杯、世界杯，只要时间排得开，我一定一场不落。”
5时即起，多年如此，老人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9点停止手头工作，看看报，9：30准时就寝。“我只喝白开水”。先生一辈子不嗜烟酒，连茶叶都不用。受其影响，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大儿子、儿媳也爱上了白开水，家里的茶叶只能用来送人。
简单即最好。老人眼里的物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