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
考古人才的培养，曾担任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班主任，并亲自授课和辅导野外实习，培养大批考古工作者。他还常常利用外出考察之际举办有关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的讲座。广泛的考古实践和渊博的知识素养，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保证。他热爱考古事业、爱护青年、治学严谨、富于创造和进取精神。作为中国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名字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裴文中科学生涯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的古人类调查与发掘。如1955－1957年广西山洞的调查，发现了巨猿的确切产地和层位，为华南建立了第一个早更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和研究，改变了对红色土层时代的部分看法。为华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坚实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内研究，使他对第四系与第三系界线问题、第四纪哺乳动物区系、体形变化规律、中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和多样性，以及原始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
1937年获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
1957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1979年)。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名誉委员(1982年)。
重大研究项目：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负责人，获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周口店发掘与研究，“中国猿人第一块头盖骨发现”获国家科学金奖。
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此，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地层学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广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长鼻目和啮齿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中国建立了若干第四纪不同时期的生物地层标准剖面。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前名誉理事，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并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法国地质学会会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57年)、先史学与原史学国际会议名誉常务理事(1979年)和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1982年）。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980年9月，考察日本东北大学；
1964年1月—1964年3月，史前学讨论会，法国国家博物馆；
1957年6月—1957年8月，国际第四纪地质学会会议，苏联莫斯科大学；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裴老的“一块心病”
在1929年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人类是否经历“猿人”时代形成定论。这枚北京人头盖骨出土之后，此前几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相似化石才被确定为人类化石，从而平息了学术界相当关键的争端，揭开了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
裴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教授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是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到了该结束野外工作的季节，但裴老仍想把北京人洞穴的底部堆积弄个清楚，挖掘工作就又延长了下来；12月2日，裴老又一次腰系绳索下到“下洞”中，终于发现了这枚震惊中外的头盖骨。
尽管考古发现本身就有很多机缘巧合的成分，但裴文中的后辈学者仍然把他的“幸运”归结到他那“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品格和性情上。
从那天开始，裴文中就与北京人头盖骨牵牵绊绊，直到生命的终点。张森水说，裴老不仅发现了第一枚头盖骨，“而且他的一生都在追寻失踪的头盖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挂念着”。
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接受香港和内地报社的采访，对窃取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径进行声讨，并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写信给国外的学者和官员，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66年，裴文中在寻找了20年但北京人头盖骨依然杳如黄鹤后，又组织了对周口店的发掘，“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张森水说，这是裴老的“一块心病”。
裴老的多舛命运
裴老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抗战、内战和“文革”，是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中人生最艰难的一代。裴老的一生，也尝遍了战乱、动荡、牢狱、贫困的终极考验。
1942年，裴老失业半年后接到了北师大的聘书，尽管已经是名教授，但战乱中的微薄收入依然无法让他维持生计。从1943年开始，一家人便靠典当过日子，连国外学者送的钢琴也当了出去。在依然难以维持生活的压力下，这位名教授又不得不兼做小买卖，并干一些给人接送电话、送药的杂活。张森水说，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同事到他家报告喜讯，裴老还在德胜门早市卖东西。
为了北京人头盖骨，裴老曾多次受到日本军方的威胁。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三四天，日本军官就找上门来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裴老拒不合作。不久之后，日本宪兵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许他出城。1944年，裴文中被日本军队逮捕，但他依然拒绝合作，甚至托人带字条给夫人，料理自己的后事。
“文革”期间，裴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相同，难逃被审查、批判、隔离的命运。虽然裴老的一生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然而张森水说，他在裴老在世的时候就有为其做传的念头，但裴老没有答复；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裴老对自己传记的心态了。
裴老的探索创新
中国科学是在向西方学习、与西方竞争的历程中成熟起来的，这在考古研究和文物发掘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与荣誉。最早在周口店进行发掘的依然是外国学者，但裴老第一个发现了意义非凡的头盖骨，为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屡屡落败的中国文物发掘事业赢得了关键一局。
谈起裴老的学术贡献，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列举了几个方面：参与领导重要古人类化石地点的调查与发掘；接收保护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推动中国古灵长类学科研究；对中国古人类演化理论作出贡献等等。吴院士的评价，在裴老的后辈学者中，应当算得上是最权威的。同时，从更年轻一代学者对裴老贡献的回顾上，我们更看到了裴老在中西方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
与裴老同时代的学者大多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他们把西方科学带回中国，又在探索和创新中成为中国科学某一领域的奠基者。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裴老的一生是探索和创新的一生。早期旧石器研究的基础理论大多由西方学者提出，有些理论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时会导致研究陷入僵局。比如，法国学者基于西欧石器材料提出的基本方法就一度使周口店研究陷入困境。裴老留学法国，却不囿于法国方法，在
裴文中科学生涯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的古人类调查与发掘。如1955－1957年广西山洞的调查，发现了巨猿的确切产地和层位，为华南建立了第一个早更新世洞穴堆积标准剖面。50年代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地点群的发掘和研究，改变了对红色土层时代的部分看法。为华北建立起了晚更新世早期的标准剖面。坚实的野外工作，精心的室内研究，使他对第四系与第三系界线问题、第四纪哺乳动物区系、体形变化规律、中国旧石器文化特征和多样性，以及原始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取得卓越成就。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裴文中-个人荣誉
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1937年获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
1957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和原史学协会名誉理事(1979年)。
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名誉委员(1982年)。
重大研究项目：
中国猿人石器研究，负责人，获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周口店发掘与研究，“中国猿人第一块头盖骨发现”获国家科学金奖。
裴文中-个人影响
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此，中国科学社于193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学术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地层学等等，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广西柳城巨猿洞及其他山洞之食肉目、长鼻目和啮齿目化石》（1987）等等。他在中国建立了若干第四纪不同时期的生物地层标准剖面。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一、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第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前名誉理事，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教授；并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法国地质学会会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57年)、先史学与原史学国际会议名誉常务理事(1979年)和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1982年）。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1980年9月，考察日本东北大学；
1964年1月—1964年3月，史前学讨论会，法国国家博物馆；
1957年6月—1957年8月，国际第四纪地质学会会议，苏联莫斯科大学；
裴文中-人物评价
裴文中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他的科普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中国石器时代》等等，对于进行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效果十分显著，影响极为深远。
裴文中-生活往昔
裴老的“一块心病”在1929年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人类是否经历“猿人”时代形成定论。这枚北京人头盖骨出土之后，此前几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相似化石才被确定为人类化石，从而平息了学术界相当关键的争端，揭开了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
裴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教授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是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到了该结束野外工作的季节，但裴老仍想把北京人洞穴的底部堆积弄个清楚，挖掘工作就又延长了下来；12月2日，裴老又一次腰系绳索下到“下洞”中，终于发现了这枚震惊中外的头盖骨。
尽管考古发现本身就有很多机缘巧合的成分，但裴文中的后辈学者仍然把他的“幸运”归结到他那“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品格和性情上。
从那天开始，裴文中就与北京人头盖骨牵牵绊绊，直到生命的终点。张森水说，裴老不仅发现了第一枚头盖骨，“而且他的一生都在追寻失踪的头盖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挂念着”。
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接受香港和内地报社的采访，对窃取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径进行声讨，并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写信给国外的学者和官员，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66年，裴文中在寻找了20年但北京人头盖骨依然杳如黄鹤后，又组织了对周口店的发掘，“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张森水说，这是裴老的“一块心病”。
裴老的多舛命运
裴老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抗战、内战和“文革”，是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中人生最艰难的一代。裴老的一生，也尝遍了战乱、动荡、牢狱、贫困的终极考验。
1942年，裴老失业半年后接到了北师大的聘书，尽管已经是名教授，但战乱中的微薄收入依然无法让他维持生计。从1943年开始，一家人便靠典当过日子，连国外学者送的钢琴也当了出去。在依然难以维持生活的压力下，这位名教授又不得不兼做小买卖，并干一些给人接送电话、送药的杂活。张森水说，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同事到他家报告喜讯，裴老还在德胜门早市卖东西。
为了北京人头盖骨，裴老曾多次受到日本军方的威胁。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三四天，日本军官就找上门来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裴老拒不合作。不久之后，日本宪兵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许他出城。1944年，裴文中被日本军队逮捕，但他依然拒绝合作，甚至托人带字条给夫人，料理自己的后事。
“文革”期间，裴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相同，难逃被审查、批判、隔离的命运。虽然裴老的一生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然而张森水说，他在裴老在世的时候就有为其做传的念头，但裴老没有答复；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裴老对自己传记的心态了。
裴老的探索创新
中国科学是在向西方学习、与西方竞争的历程中成熟起来的，这在考古研究和文物发掘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与荣誉。最早在周口店进行发掘的依然是外国学者，但裴老第一个发现了意义非凡的头盖骨，为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屡屡落败的中国文物发掘事业赢得了关键一局。
谈起裴老的学术贡献，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列举了几个方面：参与领导重要古人类化石地点的调查与发掘；接收保护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推动中国古灵长类学科研究；对中国古人类演化理论作出贡献等等。吴院士的评价，在裴老的后辈学者中，应当算得上是最权威的。同时，从更年轻一代学者对裴老贡献的回顾上，我们更看到了裴老在中西方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
与裴老同时代的学者大多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他们把西方科学带回中国，又在探索和创新中成为中国科学某一领域的奠基者。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裴老的一生是探索和创新的一生。早期旧石器研究的基础理论大多由西方学者提出，有些理论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时会导致研究陷入僵局。比如，法国学者基于西欧石器材料提出的基本方法就一度使周口店研究陷入困境。裴老留学法国，却不囿于法国方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