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和尾孢菌等对农作物病害关系极大的菌类。那时期，在一无条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在教学之余，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办不到的。他在那时亲自采集标本、搜集文献资料，把标本逐个解剖测微，鉴定其目、科、属、种，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特别是当时他根本没有助手，然而他竟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戴芳澜经过多年的真菌分类研究后，已不满足于静止的、一般形态的描述和鉴定。他逐渐认识到：
　　真菌分类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发掘真菌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进化中的关系，而不仅是识别个体的名称，并将其罗列成表，这种工作只是分类工作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真菌分类学必须向前看，必须把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考虑。为此，他常常提到德国真菌学者奥斯卡·布雷菲尔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经典工作。布氏是第一个用单孢子培养来观察一种真菌的整个发育成长动态的。如果真菌学者能照此行事，那么真菌个体之间的比较就有了统一的标准，避免了把两个不同龄的个体来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为微生物所真菌学习小组报告了《布雷菲尔德对真菌的进化观点在真菌分类中所起的影响》。当他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只一次地说过：“真菌分类学的未来必然以遗传学为核心”。他的意思是说，真菌只有通过遗传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本人曾和纽约植物园的真菌学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脉孢菌的遗传变异。他也非常赞赏Ｇ．Ｗ．贝德尔（Ｂｅａｄｌｅ）用脉孢菌做过的生化和遗传的工作。实际上，他晚年对真菌分类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戴芳澜最初的愿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国植物病原真菌的种类及其形态与生境，作为植物病理学的基础。以后又发展到想搞清中国真菌或菌物资源的全貌。他知道凭他一个人和一个单位的力量是难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他指派给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属于不同大类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这些大类在短期内调查研究得十分完备，那也无妨，以后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国的真菌资源搞清。他本人较早就曾研究过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广东研究过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对毛霉目的笄霉（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霉菌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更正了国外对笄霉属个别种的错误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导沈善炯和相望年等进行水生藻菌的研究。关于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开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发表了一个新属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后对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脉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并发展我国云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个模式标本产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时，他研究了分布非常广泛而有致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尾孢菌属》一文。在担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胶锈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锈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与此同时，他也调查并记录了中国的多种锈菌。在高等担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间，指导了裘维蕃研究云南的伞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并和洪章训研究了鸟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于他的规划和促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开展了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国的真菌学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带动了我国其他单位，例如药物学方面，也开展了真菌调查和药用真菌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戴芳澜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门弟子加以扫尾完卷，称为《中国真菌总汇》（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于１９７９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本巨著总共参考了７６８篇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语种，并对２００年来有关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学名，以及分布地区名称的改动，都一一加以订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还亲自写好了一个“前言”。此书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冢直秀在《日本菌学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卷２期）发表了悼念戴芳澜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卷３期）也介绍了这本著作。

正气凛然，书生本色

　　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行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或不道德之事，则疾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他的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作私事，也不允许大手大脚浪费科研材料。由于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大家衷心钦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旧中国，他看到当局媚外无能，对国家资源既不关心，更不会去进行调查研究，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而愤慨。１９３２年他写了一篇《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就是为了揭露这一类事实。解放后他又运用新学到的马列主义分析法，重新写过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后１９７９年才发表。
　　当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执教时，植物系主任美国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现译斯图尔德——编者注）作风专横。戴芳澜当时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史氏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戴芳澜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去重庆参加了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为院士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参加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他不愿为这个宴会壮声势而返昆明。还有一件事：在昆明时，国民党曾给他送去许多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请。他接到后，深为气愤，把这些表格统统撕掉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和正义感来。

严谨的学者，善诱的导师

　　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对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对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因此，他培养的人都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戴芳澜具有丰富的国学知识，而且精通几种外语。凡熟悉他的人，对此没有不钦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近８０高龄，仍顽强地从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澜当年担任教授时，非但亲自讲课、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还亲自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或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当他在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时，植物病理学是整个农学院各系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门大课，而真菌学则是一门小课，选读的人很少。他讲授植物病理课是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资料很丰富，都是他从当时国际上最新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并编订成册。当他讲至某一章、节时，即指定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资料中的某一篇，同时，也指定当时美国大学用的一本教科书，作为基本参考教材。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已知的重要植病问题；在实验室里，观察的也是在国内采集来的标本。国外的参考资料则丰富了学生对这类问题的视界，并提高了学生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