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道
。由于他成绩卓著，１９４４年５月在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月，《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同志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称赞他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群英大会上，他又再度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模范工程师”。
发展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功绩卓著
解放战争期间，于１９４６年６月，钱志道和其他的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区的军事工业，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任厂长兼政委，在那广袤千里、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他团结技术人员，运用他在紫芳沟设计化学厂的经验，建设起一座规模较大的无烟药厂。军工部技术处成立后，他兼任处长，组织火箭与推进剂的研究，用湿法制成火箭推进剂，并制成单喷口活动尾翼式４英寸火箭（Ａ３式榴弹），他还亲自到工厂参加实验，在推进剂的研制方面吸收了当时称为国际上先进技术的干压制药法技术经验，获得定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火箭研究的初步基础。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亲自组织领导各厂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工作，其品种有：步兵信号弹、６０信导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引信以及９０火箭推进剂与各种弹用发射药等。可以说，每一个产品上都有他花费的心血。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期间，钱志道四次作为国防工业（包括兵器工业）的代表，分别随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薄一波、张爱萍赴苏谈判。特别是１９５２年８月的那一次，他随周恩来、李富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项目协定的商谈。在武器制式化阶段，他主持国防工业技术管理工作，在发展基础技术和组织攻关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我国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１９５６年，他代表国防工业参加《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所组织的国防工业配合发展我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的工作了５２个春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
钱志道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一贯重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党对学校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老教师。科技大学在玉泉路期间，住所离学校较远，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请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搭乘他的车；他关心师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即便是对他身边的秘书也是如此。他对秘书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可抽时间到系里兼一门课，不要把学业荒废了。”；他主管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踏实民主，竞竞业业，恪尽职守，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验室，了解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他注重从实际出发，主张建立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需的专业和学科，认为愈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愈是能够出成果出人才，支持和鼓励学生到那里经受锻炼，为国家分忧，他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提倡自己动手、勤俭办校，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技大学被迫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把学校办好，使郭沫若校长倡导的“勤奋学习、理实交触，红专并进”的学风得以保持和发扬，他在校党委和刘达的支持下，力排干扰、克服困难，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实验室建设，提出并实施重视理论，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验技能的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危机，他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对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科技大学毕业生，重新召回学校，进行强化学习和进一步培养，这一举不仅挽救了科技大学，而且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如今，这一部份人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骨干力量；钱志道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着两件事：一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一是学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时代他的学生们如今都身居高位了，其中不少人在国防工业部门，每逢去拜访他时，他都念叨说：“国防要现代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力更生！”他的学生们在工作中也都时时刻刻牢记他的教诲；对于教育工作，他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为了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
一身正气光明磊落
由于极不正常的思想影响，钱志道从６０年代初，开始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欲为之献身的国防工业部门，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精神上、身体上均受到严重地摧残。他被抄家时，当一些年青人从箱中翻出毛泽东给他的亲笔题词时，都惊呆了，想不到科大的“走资派”竟然是当年的老英雄！劝他拿出来，可少受皮肉之苦，他只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用毛主席的题词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是不愿为的，始终坚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１９７７年，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
钱志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七级的国家干部，他具有坚强党性，虽然蒙受了莫大冤屈，就连朝夕相伴的妻子也从未透漏一言，对于亲友的谋职求情，他都断然拒绝；对于一些不正之风，敢于直言，敢于抵制；对于送礼，他更是深恶痛绝，或是当面回绝，或是以高于礼品的价格寄给本人。一次，侨居国外的一位老同学要来看他。他预先写信说：“你来看我，千万不要带礼品来，否则你要送礼，我要回礼，颇为不宜，这样都省，岂不两便。”对于用车，按照规定他是应当配备专车的，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事，配备专车是个浪费，只有因公事才偶然用一次，私事根本不用；在生活方面，他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平时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也要捡起来吃掉，深知农民种田不易。他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不松懈动摇，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艰
发展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功绩卓著
解放战争期间，于１９４６年６月，钱志道和其他的同志奉命赴东北，建设新区的军事工业，担任鸡西办事处总工程师，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军工部党委委员，组织手榴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和引信、雷管的生产，负责主持兴建密山无烟药厂任厂长兼政委，在那广袤千里、荒无人烟的北大荒，他团结技术人员，运用他在紫芳沟设计化学厂的经验，建设起一座规模较大的无烟药厂。军工部技术处成立后，他兼任处长，组织火箭与推进剂的研究，用湿法制成火箭推进剂，并制成单喷口活动尾翼式４英寸火箭（Ａ３式榴弹），他还亲自到工厂参加实验，在推进剂的研制方面吸收了当时称为国际上先进技术的干压制药法技术经验，获得定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火箭研究的初步基础。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亲自组织领导各厂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工作，其品种有：步兵信号弹、６０信导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引信以及９０火箭推进剂与各种弹用发射药等。可以说，每一个产品上都有他花费的心血。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期间，钱志道四次作为国防工业（包括兵器工业）的代表，分别随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薄一波、张爱萍赴苏谈判。特别是１９５２年８月的那一次，他随周恩来、李富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项目协定的商谈。在武器制式化阶段，他主持国防工业技术管理工作，在发展基础技术和组织攻关中，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我国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１９５６年，他代表国防工业参加《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所组织的国防工业配合发展我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的工作了５２个春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献身教育事业培育人才
钱志道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一贯重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党对学校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老教师。科技大学在玉泉路期间，住所离学校较远，每逢下班回家，他都请年迈体弱的老教师搭乘他的车；他关心师资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为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环境，即便是对他身边的秘书也是如此。他对秘书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可抽时间到系里兼一门课，不要把学业荒废了。”；他主管教学科研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踏实民主，竞竞业业，恪尽职守，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验室，了解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他注重从实际出发，主张建立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需的专业和学科，认为愈是条件艰苦的地方愈是能够出成果出人才，支持和鼓励学生到那里经受锻炼，为国家分忧，他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提倡自己动手、勤俭办校，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使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技大学被迫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把学校办好，使郭沫若校长倡导的“勤奋学习、理实交触，红专并进”的学风得以保持和发扬，他在校党委和刘达的支持下，力排干扰、克服困难，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实验室建设，提出并实施重视理论，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验技能的训练等一系列措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十年动乱期间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危机，他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采取果断措施，对一部分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科技大学毕业生，重新召回学校，进行强化学习和进一步培养，这一举不仅挽救了科技大学，而且为国家输送了人才。如今，这一部份人已经成长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骨干力量；钱志道退居二线后还经常关心着两件事：一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一是学校的教育工作。延安时代他的学生们如今都身居高位了，其中不少人在国防工业部门，每逢去拜访他时，他都念叨说：“国防要现代化，光靠引进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力更生！”他的学生们在工作中也都时时刻刻牢记他的教诲；对于教育工作，他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为了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创建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受到了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
一身正气光明磊落
由于极不正常的思想影响，钱志道从６０年代初，开始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欲为之献身的国防工业部门，造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精神上、身体上均受到严重地摧残。他被抄家时，当一些年青人从箱中翻出毛泽东给他的亲笔题词时，都惊呆了，想不到科大的“走资派”竟然是当年的老英雄！劝他拿出来，可少受皮肉之苦，他只一笑置之。在他看来，用毛主席的题词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是不愿为的，始终坚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１９７７年，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
钱志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七级的国家干部，他具有坚强党性，虽然蒙受了莫大冤屈，就连朝夕相伴的妻子也从未透漏一言，对于亲友的谋职求情，他都断然拒绝；对于一些不正之风，敢于直言，敢于抵制；对于送礼，他更是深恶痛绝，或是当面回绝，或是以高于礼品的价格寄给本人。一次，侨居国外的一位老同学要来看他。他预先写信说：“你来看我，千万不要带礼品来，否则你要送礼，我要回礼，颇为不宜，这样都省，岂不两便。”对于用车，按照规定他是应当配备专车的，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事，配备专车是个浪费，只有因公事才偶然用一次，私事根本不用；在生活方面，他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平时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也要捡起来吃掉，深知农民种田不易。他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不松懈动摇，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著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