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器
２００里尚不见水草，即可带之水也只能供吃喝，禁止洗涤，牲口有时干渴三四日，骆驼尚可，马便耐不住，渴死了”。
他担任天文测量工作，常要夜晚露天工作，晚上要在星光下度过，夜间天气严寒，有时严冬接连露宿数日，甚至有时因所带粮食用完，挨饿几天。
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陈宗器的高度评价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２个月里（４１℃）牛虻和蚊虫密集的地方工作，冒着日晒病的危险，那真是太残酷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有空余时间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在５年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科学考察工作主要成就表现在：陈宗器对额济纳河流域，祁连山、柴达木及南疆部分地区，进行了地形测量，并首次精确地测量了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数十年后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出版的“空间遥感图象的分析应用”一书，其中用“陆地卫星—１”的照片分析罗布泊第Ｖ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的形状与大小，就与陈宗器当时的测绘完全一致。首次对塔里木河、孔雀河、孔达利亚河的流量进行了测量。在数年考察中，还拍摄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照片。陈宗器是当时唯一的３次进入楼兰地区的我国自然科学家。
由于他在西北科学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获瑞典国王特颁北极星勋章。
我国地磁事业的开创者
１９３５年陈宗器回物理研究所后，在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参加了东南沿海的地磁测量，共测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普陀、吴淞等１４个点。
１９３６年陈宗器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并在波茨坦（Ｐｏｔｓｄａｍ）地球物理研究所著名的地磁学家巴特尔士（Ｂａｒｔｅｌｓ）指导下进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陈宗器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满，毅然离德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从事物理探矿研究工作。
１９４０年回国，被任命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１９４１年主持筹建广西桂林雁山地磁台，并率队赴福建崇安观测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日全食，研究其对地磁场的影响，共得到８６张磁照图。雁山地磁台正式观测记录１年后，由于日本入侵广西，被迫迁往重庆北碚。１９４４年陈宗器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负责在北碚选择所址、购地、建房，使物理研究所能开展正常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又对北碚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磁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陈宗器组织和领导了建立永久性和临时性地磁台共５个，进行了地磁测量１４个省市与地区，共有１２０个测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宗器除被任命为华东办事处秘书处长外，还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办事处主任，还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有关单位，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徐家汇及余山天文台气象台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帝国主义经管的机构归人民所有，并决定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管理，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天地上海联合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除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里繁重的工作外，还担任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地磁研究室的主任工作。由于解放前从事地磁研究工作的人员极少，只有几位老先生，陈宗器就调来了一些学物理和学测量的毕业生来充实地磁研究室，让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还派人员出国进修。
原来只有一个上海余山地磁台，远不能满足地磁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亲自组织筹建北京（白家疃）、广州、兰州、拉萨、武汉等地磁台。他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亲自组织有关人员编制中国地磁图（１９５０．０）和组织人员配合军委测绘局在国内开展野外地磁测量。为了进行相关科学的研究，陈宗器主持筹建余山和廊坊两个电离层观测站，并接收原属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线观测项目，在北京白家疃建立宇宙线观测站。这样使得地磁研究室成为包括基本磁场、变化磁场、古地磁、电离层、宇宙线等诸多学科，并成立一批有骨干研究力量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陈宗器一直担任学会领导（秘书长）。１９５６年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东欧筹备委员会，之后又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议。出国期间，他广泛接触同行学者和参观了有关的学术机构，结交了许多朋友，吸收了他们的好经验。回国后，陈宗器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的学术秘书，花了不少精力主持这项工作。后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而于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国严正申明退出此组织，但仍按原制定的计划进行多学科的观测与研究。
为科学事业公而忘私
１９４４年夏，日寇把魔爪伸向广西，物理研究所被迫经贵州迁往四川。陈宗器负责该研究所职工、家属、仪器设备。图书等抢运和疏散。沿黔桂路经贵阳再到重庆。职工及家属几经换车到达贵阳，但运输仪器设备及图书的火车被扔在金城江（今河池），虽经多方设法借到数辆汽车，火速抢运，终因抢运不及，被迫把部分仪器设备及图书炸毁，大部分物资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四川重庆。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办事处的领导人逃往台湾，陈宗器被各研究所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他不顾一切困难挺身而出，联络中央研究院沪、宁各所抵制国民党胁迫迁往台湾的企图。当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躲避国民党要他去台湾，而从杭州来到上海，陈宗器安排竺可桢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躲藏。在此期间，成立应变会，陈宗器奔波于长宁路和岳阳路（中央研究院在沪的两个主要地点）负责并组织职工和家属日夜巡逻；解放前几天，还安排职工、家属躲进较坚固的大楼内，以防止流弹伤害。同时还积极参加上海各大学联谊会，共同商讨如何迎接解放。
中国科学院刚筹建时，陈宗器于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办公厅副主任，主管基建、器材、总务等处工作。１９５５年底办公厅改组，兼任管理局局长。他工作非常繁忙，由于劳累，１９５３年初左眼视网膜脱落，在病中仍不忘院里的工作，眼病未能治愈，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１９５６年，陈宗器辞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回地球物理研究所参与所的领导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积极为全国地磁台网的建设及地磁工作人员的培养和为组织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等忘我的工作。
１９５８年，陈宗器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在协和医院为他切除了胃癌，只休息了半年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１９５９年，他癌症复发，在病榻上仍不忘所里的工作，几次商及贾普曼（Ｃｈａｐｍａｎ）和巴特尔士（Ｂａｒｔｅｌｓ）合著的《地磁学》一书翻译的进展。病中除了自己仍坚持阅读有关地球物理学的最新文献外，还认真审改学生的论文报告。
陈宗器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地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一生，不论在西北科学考察，还是在其他的科研工作中，不为名利，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各项科研任务，为我国的地球物理事业，特别是我国的地磁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简历
１８９８年 ７月２７日 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
１９１８年 毕业于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 在南京高等师范工科学习。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获东南大学物理系理学士。
１９２８年 任清华大学工程学系助教。
１９２９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为铁道部绥新公路察勘队队员。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 在柏林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和“地磁学”。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 在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工作。
１９４０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１９４４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
１９４７年 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他担任天文测量工作，常要夜晚露天工作，晚上要在星光下度过，夜间天气严寒，有时严冬接连露宿数日，甚至有时因所带粮食用完，挨饿几天。
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陈宗器的高度评价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２个月里（４１℃）牛虻和蚊虫密集的地方工作，冒着日晒病的危险，那真是太残酷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有空余时间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在５年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科学考察工作主要成就表现在：陈宗器对额济纳河流域，祁连山、柴达木及南疆部分地区，进行了地形测量，并首次精确地测量了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数十年后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出版的“空间遥感图象的分析应用”一书，其中用“陆地卫星—１”的照片分析罗布泊第Ｖ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的形状与大小，就与陈宗器当时的测绘完全一致。首次对塔里木河、孔雀河、孔达利亚河的流量进行了测量。在数年考察中，还拍摄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照片。陈宗器是当时唯一的３次进入楼兰地区的我国自然科学家。
由于他在西北科学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获瑞典国王特颁北极星勋章。
我国地磁事业的开创者
１９３５年陈宗器回物理研究所后，在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参加了东南沿海的地磁测量，共测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普陀、吴淞等１４个点。
１９３６年陈宗器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并在波茨坦（Ｐｏｔｓｄａｍ）地球物理研究所著名的地磁学家巴特尔士（Ｂａｒｔｅｌｓ）指导下进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陈宗器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满，毅然离德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从事物理探矿研究工作。
１９４０年回国，被任命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１９４１年主持筹建广西桂林雁山地磁台，并率队赴福建崇安观测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日全食，研究其对地磁场的影响，共得到８６张磁照图。雁山地磁台正式观测记录１年后，由于日本入侵广西，被迫迁往重庆北碚。１９４４年陈宗器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负责在北碚选择所址、购地、建房，使物理研究所能开展正常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又对北碚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磁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陈宗器组织和领导了建立永久性和临时性地磁台共５个，进行了地磁测量１４个省市与地区，共有１２０个测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宗器除被任命为华东办事处秘书处长外，还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办事处主任，还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有关单位，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徐家汇及余山天文台气象台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帝国主义经管的机构归人民所有，并决定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管理，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天地上海联合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除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里繁重的工作外，还担任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地磁研究室的主任工作。由于解放前从事地磁研究工作的人员极少，只有几位老先生，陈宗器就调来了一些学物理和学测量的毕业生来充实地磁研究室，让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还派人员出国进修。
原来只有一个上海余山地磁台，远不能满足地磁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亲自组织筹建北京（白家疃）、广州、兰州、拉萨、武汉等地磁台。他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亲自组织有关人员编制中国地磁图（１９５０．０）和组织人员配合军委测绘局在国内开展野外地磁测量。为了进行相关科学的研究，陈宗器主持筹建余山和廊坊两个电离层观测站，并接收原属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线观测项目，在北京白家疃建立宇宙线观测站。这样使得地磁研究室成为包括基本磁场、变化磁场、古地磁、电离层、宇宙线等诸多学科，并成立一批有骨干研究力量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陈宗器一直担任学会领导（秘书长）。１９５６年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东欧筹备委员会，之后又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议。出国期间，他广泛接触同行学者和参观了有关的学术机构，结交了许多朋友，吸收了他们的好经验。回国后，陈宗器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的学术秘书，花了不少精力主持这项工作。后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而于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国严正申明退出此组织，但仍按原制定的计划进行多学科的观测与研究。
为科学事业公而忘私
１９４４年夏，日寇把魔爪伸向广西，物理研究所被迫经贵州迁往四川。陈宗器负责该研究所职工、家属、仪器设备。图书等抢运和疏散。沿黔桂路经贵阳再到重庆。职工及家属几经换车到达贵阳，但运输仪器设备及图书的火车被扔在金城江（今河池），虽经多方设法借到数辆汽车，火速抢运，终因抢运不及，被迫把部分仪器设备及图书炸毁，大部分物资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四川重庆。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办事处的领导人逃往台湾，陈宗器被各研究所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他不顾一切困难挺身而出，联络中央研究院沪、宁各所抵制国民党胁迫迁往台湾的企图。当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躲避国民党要他去台湾，而从杭州来到上海，陈宗器安排竺可桢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躲藏。在此期间，成立应变会，陈宗器奔波于长宁路和岳阳路（中央研究院在沪的两个主要地点）负责并组织职工和家属日夜巡逻；解放前几天，还安排职工、家属躲进较坚固的大楼内，以防止流弹伤害。同时还积极参加上海各大学联谊会，共同商讨如何迎接解放。
中国科学院刚筹建时，陈宗器于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办公厅副主任，主管基建、器材、总务等处工作。１９５５年底办公厅改组，兼任管理局局长。他工作非常繁忙，由于劳累，１９５３年初左眼视网膜脱落，在病中仍不忘院里的工作，眼病未能治愈，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１９５６年，陈宗器辞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回地球物理研究所参与所的领导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积极为全国地磁台网的建设及地磁工作人员的培养和为组织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等忘我的工作。
１９５８年，陈宗器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在协和医院为他切除了胃癌，只休息了半年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１９５９年，他癌症复发，在病榻上仍不忘所里的工作，几次商及贾普曼（Ｃｈａｐｍａｎ）和巴特尔士（Ｂａｒｔｅｌｓ）合著的《地磁学》一书翻译的进展。病中除了自己仍坚持阅读有关地球物理学的最新文献外，还认真审改学生的论文报告。
陈宗器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地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一生，不论在西北科学考察，还是在其他的科研工作中，不为名利，兢兢业业地、出色地完成各项科研任务，为我国的地球物理事业，特别是我国的地磁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简历
１８９８年 ７月２７日 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
１９１８年 毕业于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年 在南京高等师范工科学习。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获东南大学物理系理学士。
１９２８年 任清华大学工程学系助教。
１９２９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员。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 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为铁道部绥新公路察勘队队员。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 在柏林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和“地磁学”。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 在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工作。
１９４０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１９４４年 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
１９４７年 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