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动物生态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一直到1964年7月5日逝世。
　　寿振黄为中国脊椎动物研究工作的开拓奋斗终生。他一生中许多宝贵的工作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寿振黄-科学成就

　　全面开拓中国脊椎动物学的研究
　　1926年寿振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院D.S.乔顿博士的指导下从事鱼类学研究，1927年即与人合作发表中国鱼类的第一篇论文。同年他又利用美国收藏的标本，发表由中国人写出的有关中国福建鸟类的第一篇鸟类论文。回国后，1928年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继续鱼类学研究，1929年在第四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华南经济鱼类的报告，这是中国鱼类学家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鱼类的论文报告。对华东和华北鱼类的分类、形态、生态及相对生长等，他均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为创建中国鱼类学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此外，他对两栖类和爬行动物也曾做过一些研究。
　　鱼类学家张春霖在法国留学回国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负责人之一，寿振黄的老师秉志为进一步拓宽当时脊椎动物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建议由张春霖研究鱼类学，寿振黄改搞鸟类学研究。他顾全大局，服从工作的需要，欣然从命。他开始在河北省采集鸟类标本。1936年发表了专著《河北省鸟类志》（上、下两册）。该书在绪论中分析了河北省的地理条件、植被和气候方面的特点及其对鸟类的关系，探讨了河北省鸟类区系形成的自然条件及历史。在各论中对每种鸟类均列举了鉴别特征，按性别和年龄分别测量了鸟类的量度，进行统计，作为分类的依据；在生态方面，对栖息地、地理分布、繁殖、迁徙、活动规律、鸟巢和鸟卵等，均有记述。凡前人记载，均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在应用时有所取舍。此书是中国动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鸟类志。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在当时足以与国际上的同类鸟类学的研究相媲美，即使与50年后的鸟类学专著相比，也毫不逊色。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条件下，能进入河北省的深山老林搜集到如此齐全的标本和资料，确实难能可贵。还应该说明，这是一项在当时没有对比标本和对比资料的条件下进行的分类学工作，确实不容易。在他逝世后，从他办公室里发现两个麻袋，是当年他写《河北省鸟类志》时收集的资料。当时中国没有复印技术，许多资料是他买回国外的原始文献剪贴的。由于图书与杂志均是双面印刷，因此每期至少要买两本，才能剪贴齐全。由此可见当年他为写这本专著下过多大功夫。他一生发表了鸟类学论文及专著共40篇（或部）。除上述1927年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鸟类论文外，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在1940年以前发表鸟类学的论文及专著共35篇（或部），占他发表全部鸟类学论文总数的90%，对鸟类的分类、形态、生态、鸟巢及化石等方面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这说明他对中国鸟类学的创建与发展曾作出贡献，不愧是中国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兽类学研究几乎是空白点，仅有秉志（1924年、1925年和1929年）、石声汉（1928年）、何锡瑞（1934年及1934年）、傅桐生（1935年）和寿振黄（1935年及1938 年）等发表过一些零星的文章，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均告停顿。
　　1953年1月寿振黄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兽类研究组组长时，仅有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留下的少量残缺不全的标本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力量极为有限，可以说他是在兽类学（哺乳动物学）研究工作几乎全无基础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国兽类学研究。
　　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当时政务院政务会议汇报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曾指出：“……旧中国的科学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某些科学部门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无基础。例如……动物学方面没有研究哺乳动物的专家……为了在现有基础上适当地组织科学研究的力量，使之能最有效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目前科学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寿振黄早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和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期间，主要从事鱼类和鸟类研究，虽曾做过一些兽类学研究，但为时都很短，并没开展过系统的研究，仅能说是稍有一些专业基础。当时寿振黄年纪已有56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服从工作需要，他响应郭沫若院长的号召，愿在有生之年把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中几乎是空白点的兽类学这门学科填补起来。他领导当时的中青年人员，参加在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几个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兽类调查，共采集标本10000多号。经研究后，于1958年出版了专著《东北兽类调查报告》。全书共报道兽类77种，分属于6目，20科，54属。总论中介绍了研究简史、自然环境、地理分布、经济意义及其合理利用。在各论中记载每种兽类主要的同物异名，扼要地描述了形态，列出体重和外部量度，对某些种类的分类问题做了讨论，对生活习性及经济意义做了叙述。这是中国第一部兽类地方志和兽类专著。
　　他研究了中国毛皮兽的地理分布，并编写出科普书《毛皮兽图说》，这在当时对推动中国毛皮兽的经济利用起到指导作用。
　　在兽类生态学方面，1954～1956年他指导夏武平与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合作，从事小兴安岭红松直播防鼠害的研究。通过动物生态学研究，掌握主要害鼠数量变动的规律，提出在清理干净的采伐迹地上，使鼠类难于隐蔽的条件下，尽早播种已经摧芽能很快出苗的种子，使其在全年害鼠数量高峰出现前出苗，出苗率一般可达到86%。当害鼠数量增多时，便进行毒杀，效果相当理想。1957～1958 年他又支持夏武平和罗泽珣进行大兴安岭流行性出血热宿主动物调查。在当时病原体还没有分离出的情况下，通过动物生态学研究，结合流行病学分析，发现黑线姬鼠虽是野鼠，但在大兴安岭却大量家栖，并且有明显的户内外迁徙现象。天气转暖后，黑线姬鼠到户外繁殖；天气转冷后则大量进入人的住房家栖。此后1个月便出现流行性出血热发病率的高峰（这与临床及流行病学调查此病的1个月潜伏期一致），此病病死率很高。另外，在流行性出血热流行出现了“小爆发”的地区，局部地区发病的人数与黑线姬鼠的密度呈正比。由此证明黑线姬鼠与此病的传播有关。据此建议秋季在居民区户外灭鼠，切断此病的流行环节，1960年以后便控制住此病在大兴安岭地区流行。1983年在原疫区复查，发现自从采取此建议防治后，未见此病再度流行。这两项工作均属中国兽类生态学的开创性研究。
　　由他参加编写，后又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经济动物志》兽类卷在1962年出版。全书共61万多字，介绍兽类162种，分属于13目，41科。每种均扼要地描述形态，介绍生态、分布和经济意义，并附有分类检索表。此书对开拓中国兽类学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他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事兽类学研究期间，共发表专著4部，论文25篇，约占他所发表全部论文及专著总数的1/3。直到他在1964年逝世，短短10年左右就把中国兽类分类学和生态学创建起来，这种开拓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注重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人才
　　寿振黄十分重视培养人才。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事兽类学研究工作的人员，直接或间接多出自他的门下。当年曾随他在东北参加兽类调查的研究技术人员，现在多数已成为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
　　他经常关心、指导下面人员的工作。他每天按时上班，先到各办公室了解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他知识渊博，遇到问题大多数可以当场解决。如动物研究所1957年盖办公大楼时，有人看不懂建筑图纸，请教他时，他十分内行，用一把尺子测量后就能够修订标本室设计不合理之处。他对绘图技术也下过功夫，与齐白石等均是好友，绘图员画的动物插图请教他时，他均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第二天便带来参考书和同事们商讨。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便广泛征求周围人的意见商讨解决办法。如大形兽类皮张的熟制与保存，他在美国时用的方法是用优质的汽油浸泡后放上大量锯末吸净溶解在汽油中皮张上的油脂。这种方法在当年中国缺少设备条件下是不适用的。当时中国石油产量不高，用大量优质汽油浸泡皮张，由于挥发快，要随时添加，不仅经费不允许，国家也难保证供应；另外，设备条件及防火条件均达不到标准，很难保证不发生火灾，因此行不通。经大家商议，决定请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