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O四四年） ， 「改云州（即大同）为西京」[三三]。金代仍以大同为西京，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 「改西京为大同路」[三四]，大同作为辽、金二代的陪都计有二百余年。
　　大同亦为辽、金时期的佛教重地。辽代皇室曾于市内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三五]（清宁八年，公元一O六二年），并于薄伽教藏殿内庋藏新刻佛经五百七十九帙（重熙七年，公元一O三八年） 。这时在云冈石窟，据《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公元一O四九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公元一O六O年）又委刘转远监修」，说明在辽兴宗、道宗时期，几乎与华严寺佛寺营建同时，进行过延续十年的工程。这次工程的主体部份，应是《金碑》所记兴建「西京大石窟寺……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等十座大寺，即辽代十寺。十寺大约均为后接石窟，前建木构窟檐的寺院。现存云冈一至二十窟崖面上部大量的梁孔椽眼，应是它们的遗存[三六]。此外，十三窟南壁下部佛龛座上曾发现辽代「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佛像的铭记，可知辽代曾对一批佛像进行过修整。十一窟西壁七立佛中的最北二尊（抗日战争时期已毁）及中心柱南面二胁侍菩萨、三十五窟东壁的释迦塑像和纲目纹石绿背光，可能都是修整后的遗物。辽末保大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 ，十寺遭兵火焚毁。
　　据《金碑》，金皇统初，由和尚禀慧主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等建筑，自「皇统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二月起工，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
　　明代大同云冈石窟再度荒废，寺院在明末毁坏后曾重建。清顺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重建云冈寺院，即现存五、六窟的木构窟檐。下过，这时除兴建个别窟檐及彩绘佛像外，石窟工程却早已停止了。
　　云冈石窟的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魏。我们把全部窟龛分为以凉州佛教艺术为主的昙曜五窟时期，以孝文帝、冯氏为实际倡导者的平城佛教时期（主要表现为太和十三年前）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云冈石窟晚期这三个阶段，不仅反映了云冈石窟的实际情况，而且对研究我国北魏时期的石窟艺术，具有重要意义。云冈石窟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反映了中国石窟艺术由具有较浓厚的外来风格，到逐步具有较多中国民族特色，融化为中国式佛教艺术的历史进程。佛教的传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形成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在这一纵贯东西、融汇南北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平城佛教及其造像艺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一变化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而平城作为一代国都——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不仅集中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而且得风气之先，可以兼收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进行新的创作实践。唐代以来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多与孝文帝相联系，说明孝文帝改革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云冈石窟一出现，便引起全国各地的模仿和效法，影响远及河西地区。
　　清代以来，除清初学者朱彝尊最早记录云冈石窟外，云冈石窟逐渐湮没无闻，鲜为人知。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学者叶恭绰、陈垣以及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的介绍、研究，云冈石窟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在旧中国，由于一千五百多年来的自然破坏和近代以来的人为盗凿，云冈石窟的命运却是极其可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石窟保护、科学研究和积极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云冈石窟正以它宏伟的风貌，向人们宣示着逝去的历史，期望着光辉的未来。由于《金碑》等众多新资料的发现与研究，由于运用石窟类型学的方法所进行的深入考察，我们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建制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后，这一工作必将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