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4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7年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该院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轨。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