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兴事件发生以来，周围关心的朋友很多，也有不少好事者向我质询：“中兴不就一家没有核心技术的厂商，凭什么成为全球通信的‘四大玩家’之一? 还能引起美国注意，遭到制裁?”

　　讲真，听到这样的质问，作为曾经的业内人士挺窝火的，但又不能发，因为提出质疑的人毕竟不专业、更不懂。这几乎就是相声演员和火箭专家的对话，相声演员郭德纲曾讲过这样一句话：

　　内行要是和外行去辩论那就是外行!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还得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言归正传。“没有核心技术”、“大玩家”、“遭制裁”等，都是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表象，而这些表象背后有一条中国通信崛起的清晰脉络和必然规律，以及不受中兴公司自身控制(并非“缺芯”这么简单)而遭遇制裁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通信企业(包括中兴、华为)的成长和崛起，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依靠为我们自己的勤奋、追赶、超越，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系统的“枢纽”。

　　2017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上，罗振宇的“罗辑思维”首发了施展先生《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并在其“得到”APP中给了如下的推荐导读(摘录部分段落)：

　　过去40年，我们是一个勤奋的追赶者

　　当中国的公司挤入全球10强，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经赶上了全美国的人口总量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必须寻找我们的世界角色。

　　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中国，在这个世界独自狂奔。

　　《枢纽》这本书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定义了中国3000年来，一直承担的世界角色——枢纽。 中国的位置就是十字路口，就是路由器。也是资源、信息、资本、秩序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

　　中国40年间的发展奇迹，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已经兑现成一种非凡能力;

　　第二，我们踩在了命运的关键节点上，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和弹性，无人能及。——引自《枢纽》原文

　　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前，中国奇迹还会持续。可以断言，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是终局性的。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才能让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脉络。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局部演化

　　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已经进入了创新经济的时代，超过70%都是第三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这和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个裂缝谁来填?上个世纪90年代，答案揭晓，是中国。

　　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理解中国的全球角色了。

　　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和欠发达国家直接形成经贸循环了，中国是全球经贸循环有效运转的必须结点。这不是什么推演，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正在变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十字路口，是资源、信息、资本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是世界的路由器，也是施展老师这本书的名字——枢纽。

　　作为枢纽，我们向原材料产地国家输出资本、制成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

　　作为枢纽，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业品和创新落地的机会。

　　基于上述，正是因为具有全球供应链必经的核心节点，即中国枢纽这片“沃土”，才能造就中国通信的崛起，才能生长出中兴、华为这样的通信技术巨头，这是必要的外部条件。

　　我们试着将“中国枢纽”的特征与通信行业的属性对比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其内在的紧密关联：

　　中国枢纽，是资源、信息、资本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

　　通信行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人才)的行业。

　　通过对比一眼就能看出，中国通信正是因为占据了中国枢纽的优势位置，才得以快速崛起。

　　前文《枢纽》中提到，中国40年的发展奇迹，得益于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已经兑现成一种非凡能力。

　　一方面，我们踩在了命运的关键节点上，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和弹性，无人能及。

　　先从规模上讲，关于施展先生的这个论述很好理解，本质上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经济体量、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联合国工业体系名录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具备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就是说从航天飞机到一根缝衣针，各行各业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了，中国不是“缺芯”吗?其实，这是个误读，中国并非无芯，只是芯片产业还不够强大)，构建了中国强大的“战略纵深”。这就是规模造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能力，也是一种战略资源。之所以讲“战略纵深”，我们大家都知道，打仗的时候腾挪、迂回的空间越大，取得战略制高点的机会就越大。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讲过一个跟中国规模和体量有关的小故事：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尽管这是施校长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清醒认知，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超大规模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战略资源和能力”。因为具有足够大的体量，中国必然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绕不开的因素和变量，这和《枢纽》中讲到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自变量”这个理论不谋而合。

　　回到中国通信上来，正是因为具有在经济体量、人力资源(高科技)、信息技术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作为战略纵深，中国通信产业才有机会实现逆袭。

　　回顾中国通信崛起的30余年，也是中兴、华为等通信企业成长的30余年。

　　1)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通信逆袭的战略纵深。

　　我们从程控交换机时代说起，也就是固定电话时代。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通信设备都是全进口的，因为关键的核心技术都在美国(贝尔1965年发明了第一部程控模拟交换机)、欧洲(1970年法国开通世界上第一部程控数字交换机)等手上。今天，我们很多70、80后都记忆犹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家里能装一部电话机是何等的有身份，就是因为在全进口和高昂的安装成本与通信资费的情况下，拥有一部电话是很奢侈的事情。

　　1991年11月，第一台国产大型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HJD04程控交换机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制成功。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先后研发出程控交换机，由此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

　　前面讲了，打仗是需要“战略纵深”的，就是因为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给了中国通信的足够的腾挪空间。固话时代，中国通信面临西方技术和设备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很难插足的。当时的中兴、华为采用了最经典的战略“农村包围城市”，也就是从“农话”开始渗透，让产品获得市场验证的机会，进而优化产品再打进城市，与西方厂商抗衡。这就是中国通信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到了移动电话时代，中国通信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行，5G开始领跑的崛起路径。1G时代是模拟之王的摩托罗拉、爱立信的天下，传说中的“大哥大”就是他们的杰作;2G时代欧美争霸，欧洲的GSM与美国的CDMA之争，也是中国通信跟随时期;3G时代欧美中斗法，中国开始参与到标准制定里来，并获得突破。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中国提出的TD-SCDMA标准，成为三种主要制式;4G时代，得益于中国的超级市场规模，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大力推进，打造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4G网络;到了今天5G的开端，中国通信基于3G、4G一路走来的经验和专利技术储备，开始领先，如中兴通讯已成为5G先锋，在MWC世界通信大展上获得了多项5G通信领域 的“奥斯卡”大奖，并且已经掌握2000+项 5G核心专利技术，同时2018年初在广州打通了5G端到端的第一个通话(First Call),真正标志着中国通信的崛起。

　　前一段，中兴遭制裁事件，全国舆论一片热议中国“缺芯”之痛，并有不少公知和好事者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兴通讯，嘲讽其就是一家没有核心技术，还敢妄称自己是高科技公司，被人一卡脖子就挂，倒掉算了。凡有此观点者，简直就是个天大的误会，认真重读一遍“中兴通讯”，它是一家通讯公司，并非一家“芯片厂”，以一家企业之力是很难做到上下游全覆盖的，这就好比你要求厨师亲自去种菜一样，真是过分了。全产业生态的构建，应该是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去部署的。

　　相反，从通信产业综合能力来看，中兴通讯是全球仅有的两家可以提供“5G端到端”解决方案(无线、有线、核心网、云计算、业务、终端)的企业之一，就连曾经的“无线之王”爱立信都不敢称自己可以提供“5G端到端”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其实力非同一般。

　　另外，从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来看，中兴通讯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下，也算“剩者为王”。先看国内，当年的“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至今也就中兴、华为可担大任;再看国际，北电、阿尔卡特、朗讯、摩托罗拉、西门子等等这一连串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已悉数倒下，仅剩爱立信、诺基亚。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就剩下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中兴这四家巨头。

　　在如此硝烟弥漫的高科技领域，中兴、华为能活到今天实属不易。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外部因素就是“中国超级市场规模”。从4G并行到5G开始领跑，就得益于中国规模化的商用市场验证和推动。在科技领域任何一项技术创新，没有规模化的市场验证，是很难进入商用的。我们很多朋友总拿“缺芯”来嘲弄和揶揄中兴通讯这样的企业，殊不知全球产业链谁也离不开谁，上游的企业的芯片，没有下游整机厂商的规模化市场验证反馈，其技术创新也将陷入停滞。而且从芯片元件到系统整机，还牵涉很多核心技术的验证与创新，应该说上下游企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2)大体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我们的战略资源

　　《中国制造2025》战略里十大核心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首当其冲，而信息技术人才则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核心动力。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4年底达到8114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2960万人，相当于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的总和(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数据，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总量为2190万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中全时投入研发活动的人数也位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达到371.1万人年，相比美国的126.5万人年(2012年)、日本的89.5万人年(2013年)、英国的36.2万人年(2013年)大幅领先。

　　中国通信的崛起，也得益于如此大规模的高科技人才储备。就拿中兴公司来说，每年从全国各大名优高校，招聘大量的信息科技类毕业生。就在被制裁的关键时期，中兴招聘官微第一时间发文称：“即使面临今天的困境，中兴通讯仍然坚决履行对2018年签约毕业生的所有承诺。” 这是因为，对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中兴通讯深知“人才战略”的重要性。

　　3)历史的选择，高效率的产业环境和全球供应链枢纽成就了中国通信

　　从全球视野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必将是每一个国家迈向未来的战略“制高点”。当下，普罗大众都已熟知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面相未来的人工智能(AI)等都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效率。就是说所有的技术和工具，都是为了提高各行各业产业效率去的，包括提高研发生产效率、提高运营和供应链效率、提高组织管理效率等。不论是电子商务，还是电子政务;不论是工业互联网，还是智慧城市;不论是美团外卖，还是共享单车。这些领域的企业和组织，都在不遗余力的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善我们的购物效率、政府管理效率、企业运营效率、城市运行效率、个人出行效率等等。

　　因此，效率成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终极目标和历史使命。

　　(1)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终极目标：效率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推动下，“数字经济”开始兴起，而数字经济的基础是 “产业数字化转型”，只有产业全面数字化了，信息和数据才能快速流通与共享，产业运营效率才能得到提高。因此，数字经济的本质还是“效率经济”。当下从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其中的内质就是一场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实现所有产业“效率变革”的国家战略。

　　《2017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关于企业和行业的变革，罗振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只要你的行为方式是推动效率，你不用考虑什么转型问题……”，这也是在互联网大跃进的背景下，给所有行业和企业的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论用什么信息技术工具，本质上只要是推动“效率”提升的，都是正确而有效的。

　　(2)中国通信肩负《中国制造2025》的使命，也是“效率革命”的先行者

　　我们从《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路径里，再审视一下中国通信。《中国制造2025》本质上就是要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效率，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制造业水平，实现制造业强国的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里，有一条清晰的脉络直指“通信产业”：《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领域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首当其冲;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六大领域里，“下一代通信网络”(5G技术等)又排在首位。当我们梳理中国通信的中坚力量时，会发现有中兴、华为这样的中间力量，如中兴?5G先锋。

　　从上述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水平和效率的提升，中国“5G技术”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5G技术将成为所有信息技术的底层通用技术，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等都离不开;

　　同时，作为通用技术将深入改变各个行业和产业的结构、商业模式、运行效率，并从经济层面上影响全社会，包括金融、就业等各个领域;

　　再者，5G带会来广泛的行业应用，如：增强型室内外宽带、企业团队合作、培训教育、虚拟现实、智能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城市安全、自动驾驶、无人机、工业自动化、远程医疗、智能电网等，将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像中兴通讯这样的公司，不仅要去引领5G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同时，还要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来发动对自己的“效率革命”，进而将技术和经验带给各行各业，造福整个社会和人类。因此，中兴也是数字化转型、“效率革命”的先行者，这是由其自身的行业属性决定的。

　　(3)中国通信的崛起是“效率革命”的终极命运

　　前文提到，移动通信时代，中国通信历经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行、5G开始领跑的崛起路径。在曾经烽烟四起通信江湖，一路过关斩将，跑到“剩者为王”的今天。

　　“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西方通信企业(彼时个个都是全球响当当的巨头)缘何都纷纷倒下了?”身边的朋友常常会问我，我回答：“它们主要死于‘效率革命’”，因为除去效率，还有制造成本、人才、市场规模等因素。

　　曾经的西方通信巨头“传统的作业”习惯，导致了其内部组织架构僵化，造成运营效率低下;同时，低效的管理和运营模式，也无法更好的满足复杂的市场环境、多变的客户需求。我曾跟朋友们开玩笑，人家(曾经的通信巨头)的工作时间是5*8小时，而我们可能是7*24小时(半夜爬起来开电话会议、回复国际客户邮件)。中国通信一路走来，靠的就是“蛮干和拼命”(高效、定制化解决方案，与自主研发创新等)。

　　因此，中国通信崛起，以及此次事件的主角“中兴通讯”能够走到今天，也是久经沙场、大浪淘沙，历史和命运的选择。通信这场游戏，就像“打怪升级”，越到后面难度越大。因此，尽管前路艰辛，但愿中兴通讯这样的企业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通信行业已经从“战国时代”(七国八制时期)进入到“寡头竞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招手，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综述，中国通信的崛起和逆袭，绝对不是靠简单的拼凑和组装可以做到的。一方面是外在环境，中国作为全球的枢纽为像中兴、华为这样的通信企业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技术、资本、人才在这里汇聚，坐拥全球1/5人口规模的超级市场，就如《枢纽》中提到的：“我们踩在了命运的关键节点上，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和弹性，无人能及。” 其中的效率，指的就是数字化转型和“效率革命”;其中的弹性，指的就是市场规模，全球任何一个创新技术，在中国的市场里，都能够迅速的落地生根。比如美团外卖和共享单车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当然同时也为中兴、华为这些企业的“硬科技”创新，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得靠自身努力，否则就不少人嘲笑的“中兴通讯”，凭什么能在杀红了眼的通信江湖活到今天，仅靠运气是不够的(连续8年全球PCT专利申请名列前三，手握6.9万件全球性资产专利)。

　　中国通信走到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他国注意，乃至制裁和卡脖子，有两大关键因素：

　　一面是，中国通信肩负着《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使命，而《中国制造2025》恰恰是他国精准打击和遏制的对象(5月3日，中美在北京的贸易谈判，美方狮子大开口，尤其提到了“停止对高科技的资助”，目的就在于此);

　　另一面，在他国看来，你中国这么多年来就是“世界工厂”，全球相安无事，而今天，你却大张旗鼓的扛着《中国制造2025》的大旗，跑到我高科技的“自留地”(比如5G、芯片技术等)里来抢地盘，我制裁你是理所应当的。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中兴通讯以何成为全球通信“四大玩家”之一，以及中国通信快速崛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