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江电脑公司，张静坦言现在最头疼的还不是加薪，而是加薪后依然延续的“招工荒”。“我们公司现有1400名工人，他们的平均在岗时间只有半年。最严重的时候有9个工头同时为我们提供临时工，而每个工头带领10至20个工人。”

虽然缺工渐成常态，但代工企业依然对扩大规模情有独钟，在采访期间，记者发现面对危机，乐域公司和长江电脑公司都在扩大规模，只是将来能否招到工人，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心中都没底。他们依靠扩产来解决利润被摊薄的设想充满了不确定性。

“过去工厂工人不会轻易流失，因为工厂门口排着等待工作的农民工。但现在愿意出来打工的人少了，这是代工企业前所未有的危机。”智嘉通讯科技(东莞)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锡帆认为。一位曾在东莞打工，现在已经在武汉一家制衣厂上班的工人告诉记者，过去东莞的工资要比在武汉高出一倍，但现在已经缩小到500元以内，算上各种生活成本，他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去东莞。

能否通过继续加薪来吸引劳动力回流珠三角？受访的代工企业老板们态度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对富士康近乎翻倍地加薪，认为“企业不堪重负破产，工人也会失业”。即便如此，这些代工企业向内地迁移或者南下越南、印尼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探讨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代工企业多是围绕龙头企业生产，如果龙头企业不迁，他们是不可能“说走就走”的。

一样的代工，不一样的冷暖

面临危机，这些不同层次的代工企业感受也大不相同。

张锡帆的企业最初是一家只生产电话线的纯代工企业，但如今他的产品线已经覆盖到通讯器材领域，并且有自己的研发，在重重危机下，依然保持10%以上的利润。乐域公司也是如此，该公司的部分产品已经开始在国内打品牌，一些大卖场也能看见其产品，即便同样遭遇用工荒，它的利润也是长江电脑公司的数倍。相形之下，纯代工企业在各个方面均无法主动，生存也受到挑战。

实际上，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纯代工企业，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前就感到了寒意，当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原先的每周6天工作日变成了5天，周六开工算加班。“长江电脑公司为此一年就被侵蚀掉了6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张静说。

而《劳动合同法》中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也让很多代工企业难以适应，“代工企业就是在劳动力和时间上拼利润，现在限制加班时间，就是变相地减少订单，也是在增加生产成本。”

即使纯代工企业，也因为不同代工模式，对企业利润影响不同。那些通过转厂出口(被直接出口企业层层转包)的纯代工企业一直以来都没有享受到出口退税的优惠。长城电脑公司就属于这样的代工企业，“我们也是为国外代工，但我们却享受不了出口退税政策，所以这次出口退税政策对我们没有影响。”

因为不能直接出口，也因为没有设计、研发环节，长江电脑公司就不如乐域公司日子好过。周细安说，他们乐域公司的利润平均在10%左右。

在这样低的利润率下，像长城电脑这样的代工企业有何本钱和能力来做转型？更为关键的是，以“节省”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又如何快速地转变到以“烧钱”为主要手段的市场销售之路？

这些纯代工企业正面临着考验。“随着经济转型的全面启动，内地省份对代工行业的容忍度可能不会超过10年，直接去东南亚或许还能生存20年。”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教授卢信昌在向他们预警。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静为化名)